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对根本原则的批判[1]
托洛茨基
目 录
出版者言 （2）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对根本原则的批判 （ 7）
一 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领？ （ 8）
二 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 78）
三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 166）
现在怎么办？ （ 228）
出版者言
1928年，共产国际拖延了四年才召开它的第六次大会，并提出了由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导的纲领草案，其中最触目的是把他们在联共已经获得胜利的新立场－－一国社会主义论－－引进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这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就是财政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的时代，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也要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一国完成社会主义论根本是空想，宣传这种空想的官僚集团早晚只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为什么今天还再版一个大半世纪前的落难英雄就陈年往事论战的书？是否纯粹为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因为作者是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起所有这些「陈年往事」，而这个理论对了解我们当代世界形势仍是必要的参考。
苏联的崩溃不是由于美帝的入侵，而是由于联共领导集团终于决定复辟资本主义。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意外，连美帝也包括在内。但是，早在1928年，托洛茨基便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民族弥赛亚主义，而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不过是宣布俄国不必依赖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就能兀自演进到社会主义天堂。这种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早晚要把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变为苏联的外交工具，把各国革命利益(包括中国)变为苏联的外交筹码。在第十节中托氏预言：
「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再隔一天，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
在1928年，俄国革命的官僚堕落还只是开始不久；到了1939年，早就有了质变。所以在同年的〈三种俄国革命观〉中，托氏更鲜明地指出：
「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是「复辟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复辟的完成。但现在它毕竟完成了。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衰朽到这种程度，即使其宿敌忽然纷纷变成盟友，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危机的深化和爆发。苏联崩溃后，接踵而来的不是大繁荣，而是亚洲金融危机和近年的拉美几个大国的经济破产。虽然社会主义的信誉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歪曲而空前低落，但是在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空前迫切，否则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年青一代中的先进份子已经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了，因而年青一代的反全球化份子从头起就具有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纲领还有一段大距离。只有当前者再发展为后者，才能为当代工人运动提供正确方向，才能避免重蹈过去共产主义运动的覆辙。在这方面，本书可以为这些上下求索的先进份子提供可贵的参考。
本书的第二章谈革命战略与策略，第三章总结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的失败。两章其实是互为表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革命浪潮：1918年匈牙利和德国，1920年意大利，1923年德国，1925-27年的中国。可惜所有这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并反过来加深俄国革命的孤立。如果说，1919年-20年的失败，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责任不大(共产国际到1919年才成立)，1923年德国和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就不能这样说了。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三次起义中完全显露出巨大的革命能量，而中共虽然创立几年，大革命一来便以跳跃方式发展着。可是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加入和始终留在国民党内、以实现其「四个阶级」联盟的机会主义纲领，使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能尽到为国民党抬轿的作用：蒋介石胜利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却躺在血泊中。
托氏认为，共产国际的一连串失败首先是因为没能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和战略。第一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死胡同；即使它还有稳定下来的时刻，也一定很短促，很快为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取代。被迫到墙角的无产阶级早晚只有革命才能闯出生路。但问题正出在党能否灵活按照革命早些还是晚些爆发去制订正确策略上面。革命形势稍纵即逝。无产阶级革命党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革命形势，那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这个千钧一发中，党的领导作用成为关键。但是党要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得克服过去为适应和平时期而发展出来的渐进主义以及多少附带的机会主义元素，大胆而迅速从防守转为进攻。历史证明，即使是很革命的党也不容易克服这种惰性。这是1918至1923年几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一连串失败反过来又加强了斯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消极情绪，荡尽了他们对外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力和共产党的信心，完全滑进机会主义泥淖中，把希望转而寄托在「进步」的甚至「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党上，以至做了连孟什维克派都未曾做过的事：为求拉住中国资产阶级留在民主革命阵营，不惜牺牲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独立性，强迫中共留在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
第二次大战以来，对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越来越多；西方新左派中不少人更认为学生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人。然而1968年的法国革命却有力反驳了这种悲观论。诚然这次革命形势并没有以革命胜利告终。一千万工人发起了总罢工，可是没有再发展为革命，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法国工人缺乏一个有力的革命领导；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不是领导斗争而是发挥制动器的作用，而其它激进左派当时力量又太小，难以取以代之。这次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即使在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欧洲，也会爆发革命形势，这事实本身足以驳倒「越穷才越革命」的机械唯物主义。大繁荣并不一定消灭革命形势出现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形势并不能自动转变为成功的革命。得有一个称职的工人阶级党在其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才成。而这个教训早在托氏这本书中有过深刻论述。
1974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预告了战后大繁荣的结束。下坡路已经开始。近年来许多国家，从印尼、阿根廷、委内瑞拉到最近的玻利维亚，不少都陷入衰退甚至是经济破产。其中一些国家出现革命形势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出现过了。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能否把握时机，建设工人革命政权，端赖它们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国际主义纲领，能否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能否充份发挥党的革命作用。我们相信，本书在这方面大有参考之处。
2003年11月15日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新的纲领草案，即决定共产国际未来许多年的全部活动的根本文件，是在上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开过四年以后，这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的几个星期以前才发表的。有人以为既然五大召开前已公布了第一个草案，现在就不必急于公布新草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从五大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年。第二个草案的整个结构都和第一个草案有所不同，它力图总结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正因为这样，在六大上原封不动地通过这个草案是极其鲁莽轻率的。草案有着明显的仓猝从事甚至潦草拼凑的痕迹，事前没有在报刊上进行任何严肃而科学的讨论，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在收到草案和发出这封信之间我们所能支配的短短几天里，我们只能就纲领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中间的少数问题加以论述。
由于缺乏时间，我们没有谈及纲领阐述的许多极重大问题，这丝毫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批评不像对本书论及的纲领其它部份的批评那样必要。这些（我们暂时没有触及的）问题今天或许并不十分迫切，但随时可能变得特别重要。
此外，我们必须补充指出，我们不得不在无法取得必需材料的情况下研究新草案。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我们甚至连第一个纲领草案都得不到。所以，在谈到旧草案时——以及在谈到其它某些问题时——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不言而喻，所有的引文都是从原始资料中摘录，并经过仔细核对的。
一
国际革命的纲领
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纲领。纲领的性质可能长期决定并确立国际的面貌。纲领的重要性主要并不在于它表述一般理论概念的方式（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概括成篇”的问题，也就是把已经肯定获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简洁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问题）；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要为过去一个时期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经验拟定一张损益表，特别是为过去五年的革命斗争拟定一张损益表。这个时期充满了事件和（我们犯下的）错误。共产国际未来几年的命运──真的是命运攸关──决定于纲领对这些事件、错误和分歧如何加以阐述并作出判断。
1. 纲领的一般结构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这个论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已经永远为（只在一国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社会主义纲领敲了丧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能以符合目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的性质的国际纲领作为自己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领决不是各国纲领的简单堆积，也不是各国纲领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国际纲领必须直接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份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以这些考虑作为依据，我们在今年一月曾经写道：“我们必须着手为共产国际草拟一个纲领（布哈林的纲领是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民族支部的很糟糕的纲领，不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纲领）。”[2]
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考虑问题。在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已经作为世界政治──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问题而充份暴露出来。
《真理报》在推荐新草案时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不仅从它的中心要求的实质来说，而且从它的结构所特有的国际主义性质来说，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截然不同”。[3]
这种比较含糊的说法显然表达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而过去曾被顽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思想。布哈林提出的旧纲领草案甚至没有促使人们严肃地交换意见的基础。和这个纲领草案分道扬镳，人们只能表示欢迎。旧草案只是抽象地对某个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干巴巴的图解式的描绘；新草案则试图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作为决定各个部份的命运的基础。不幸的是，新草案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带有一贯性， 所以是不成功的。
世界经济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大陆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敌对的体系，使它们在发展阶段上逐渐趋于一致，同时迅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残酷地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就变成了主宰各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只是由于这个基本事实，才使世界共产党的概念具有无上的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经济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一般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从而──正如纲领草案在导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4]
这个论断的含意已经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以生动的方式第一次向人类透露出来。不掌握这个论断的含意，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步骤来解决世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
对于新的纲领草案在关键问题上的这种根本变化，我们本来只能表示欢迎。但是，由于草案力图使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场和各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倾向调和起来，结果就使自己变成了各种立场进行最残酷斗争的战场，从而完全勾销了新的从根本方面看问题的方式的原则意义。
2.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
为了说明旧草案（幸而已被拋弃）的特点，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我们记忆所及，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名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本身决定，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仅要从抽象的理论的角度，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横断面来加以考察。在旧草案中，这些问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迹，变成了对一个“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毫无生气的图解。不过，新草案──这是认真向前迈了一步──现在谈到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5]和“‘美元共和国’变成了世界剥削者[6]”的问题；最后还谈到北美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角逐（草案笼统地称之为“冲突”）“正在成为世界冲突的轴心”[7]。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对世界局势中这些基本事实和因素缺乏明确概念的纲领是和国际革命政党的纲领毫无共同之处的。
不幸的是，我们刚才指出的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事实和趋势在草案正文中仅仅一笔带过，仿佛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陪衬而嫁接上去的，和它的整个结构毫无内在的联系，也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关于前途或者关于战略的结论。
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危机中，德国共产党的投降行为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对美国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从未作过任何评价。共产国际也从未作过任何努力来说明战后欧洲得以进入“稳定”、“正常化”和“和平”的时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的步骤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并没有人指出美国扩张的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发展和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欧洲资本市场的收缩，势将引起使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相形逊色的空前巨大的军事、经济和革命的震荡。
其次，也没有明确指出，今后来自美国的进一步的压力将不断缩小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得到的份额；这种情况当然不会缓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尖锐化到可怕的程度，直到爆发狂热的军事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如同各个阶级一样——在争夺一个小得可怜而且越来越小的份额时，要比争夺一个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时斗争得更为激烈。
草案没有说明：欧洲各国对立所引起的内部混乱，使它不可能对日益集中化的北美共和国实行任何认真的成功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欧洲苏维埃联邦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后者（因为各民族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条件）在欧洲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在美洲大得无可比拟，因此极有可能不得不抵御来自北美资产阶级的攻击。
另一方面，草案丝毫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是同一个世界问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拥有实力，而这种实力引起了不可抗拒的扩张，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把整个世界的火药库──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切对立，旧欧洲的阶级斗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一切战争和革命──作为本身“辉煌大厦”地基的一部份来接纳。一方面，这使得北美资本主义变成现代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并越来越关心维持地球各个角落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发生巨大的革命爆炸准备了条件。世界关系发展的逻辑表明，发生这种爆炸的时间不可能比欧洲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落后很久。
最近几年来，我们对美欧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使我们受到了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指责，说我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否认欧洲矛盾的存在，接受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还指责我们犯了其它许多罪行。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这些“指责”；说得好听一些，这些“指责”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以及我们采取的态度完全无知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附带说一句，也包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来反对我们关于美欧关系（当今最重要的世界问题）的论点，这些精力本可以用于澄清上述问题的。而我们的论点已经从事物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充份的证明。
甚至直到最近，主要的共产党机关报刊还努力用暗示美国即将发生工商业危机的方式来缩小──在纸面上缩小──美国霸权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探讨美国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它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个特殊问题。这是属于时局范围的问题，不是属于纲领范围的问题。不言而喻，我们认为美国危机是或早或晚的事；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们认为下次发生的危机很可能会达到极为深刻极为尖锐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从此得出结论，认为北美的霸权将受到限制或削弱，就太荒唐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能造成最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情况刚好相反。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发挥更全面、更公开、更残酷的作用。无论是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欧洲本土，无论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美国将力图用主要是牺牲欧洲的利益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弊病，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如果说美国干涉的第一个时期对欧洲起了稳定和镇静的作用，如果说这种作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甚至还可能短暂地而重新出现并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新的失败的情况下），那末美国政策的总路线──特别是在它自己的经济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则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引起最深刻的动荡。
据此，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结论：在未来的十年中，不会比过去十年更缺乏革命的形势。因此，正确地理解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我们不致被它们的作用弄得措手不及，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过去十年的革命形势的主要源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末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期间，造成革命激变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是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只要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预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们再说一遍：革命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问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思想趋势的表现。看来，像“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都以一种记者式的随意评论的方式掩盖过去了。用缺乏篇幅作为理由来为这种做法辩解是完全说不通的，一个纲领不为根本问题提供篇幅，那应当为甚么问题提供篇幅呢？此外要补充一句，新草案为次要而又次要的问题耗费了太多的篇幅，且不说整个文字结构的松散和无数重复堆砌之处。如果去掉这些毛病，纲领的篇幅至少可以缩减三分之一。
3. 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
新草案中不提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是没有道理的。经过相当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接受了这个口号。也许草案的作者们是想“回到”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对同一个问题表示的立场上去吧？如果是这样，他们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列宁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对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犹疑不决的。一开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发表的战争问题提纲里提到过这个口号，后来列宁又把它删除了。这一加一删表明，涉及的问题不是原则上是否能接受这个口号的问题，而仅仅是从策略上予以评价，从具体情况的观点来衡量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问题。不用说，列宁拒绝认为有可能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联邦。当我提出欧洲联邦（纯粹只是作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的口号时，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和列宁同样的态度。
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资本主义政府间取得协议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欧洲经济的比较全面的统一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妥协和权宜的措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一般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正在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贸易保护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项革命任务。”[8]
我又写道：“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9]
但是，列宁当时认为，甚至这样提问题也包含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拥有任何经验，由于当时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对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论概念，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可能使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开始，至少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必须同时开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列宁就提出了警告，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列宁和我之间并不存在丝毫分歧。当时我写道：“必须把下列道理反复加以说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必非要‘等待’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免得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同时行动的思想最终变成大家一起消极等待的思想。我们不是消极等待国外无产阶级与我们同时行动，而是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深信自己的斗争必然会推动国外的斗争。”[10]
然后我又说了一段话──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认为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恶毒的表现，也就是说，对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希望取得外来的援助。我是这样说的：“假如事实并非如此〔其它国家的革命取得重大发展──托洛茨基注〕——历史经验和理论考虑都已经证明——革命的俄罗斯就休想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世界中孑然独存”。[11]
第七次全会引用了这一段话和其它两三段类似的话，以此作为基础来讉责“托洛茨基主义”，指责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立场。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暂时安静一下，听听列宁本人是怎样说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在谈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说道：“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真理。”[12]
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世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和胜利前进的社会革命安然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说道：“我们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我们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13]
但是，或许这些话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的特殊影响下说的吧？不！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再次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14]
一年以后，在一九二○年四月七日，列宁又说道：“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15]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在谈到引进外资问题时说道：“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战争只是延期爆发而已。”[16]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继续存在或许迫使列宁“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对十月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的立场了吧？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提纲里宣布：“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17]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列宁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指出：“我们懂得，没有国际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相反，没有发生革命，那我们就输定了。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国际革命。”[18]
这些无比地朴素而又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话，和现在晓晓学舌者自鸣得意的捏造真有天渊之别！
无论如何，我们有权提出质问：列宁说的所有这些话，和我在一九一五年关于即将出现的俄国革命或社会主义德国如果“孤立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就不能单独支持下去的信念，差别究竟何在呢？在“孤立的革命能支撑多久”的时间估计上，不仅我错了，而且列宁也错了；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个基本思想仍然保持着充份的力量──从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这一思想本应包括在共产国际纲领里面，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根据一篇拙劣的、劈头乱骂的声讨演说就给否定了。
一九一五年，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我们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像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阶段内，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它国家。美洲有美洲的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无法摆脱。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像一伙困在同一辆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蒂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来说，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顺序来说，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谈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说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现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一九一五年我们和列宁在欧洲联邦问题上的分歧属于一种局部的、策略分歧的性质；从本质上说，这种分歧是暂时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事地引用更多的话来加以证明，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假设像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现在力图证明的那样，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九一五年真的是原则上无法接受的，那末共产国际就不可能通过这个口号。要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一九二三年并没有失去效力。
前面概述的对这些问题的整个提法，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过程的动力学作为根据的。按照这种提法，国际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不可能预测这个过程的一切具体细节以及──譬如说──它出现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过程的一般历史轮廓却是绝对明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甚么正确的政治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从“单独一个国家也可以发展甚至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们今天有一种“理论”，说甚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说甚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使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必要、至少是不像原来那样必须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和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试图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否定。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工人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劳动人民大团结的抽象理想──仅仅这些理想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宁曾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学。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当然，人们可能会指出，在为采用这个口号提供最新动力的鲁尔危机时期[19]过去以后，这个口号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鼓动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生根。但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苏维埃等等口号，即一切革命前夕的口号。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自从一九二三年结束以来，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错误的政治估计。 可是我们应该明白，仅仅以那个具体时期得到的印象作为一个纲领的整个基础或部份基础是致命的错误。尽管存在各种偏见，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却正是在一九二三年通过的，这并非纯粹出于巧合。当时德国革命的爆发已在预料之中，欧洲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已具有极为迫切的性质。每当欧洲的危机──更不用说世界危机──有所加剧，并尖锐到足以使主要政治问题成为当前急务的时候，欧洲工人对欧洲联邦的口号的理解就大大增加。因此，纲领既没有拒绝这个口号而又一言不发地把它放过──也就是说，把它保留起来以供“不时之需”──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实行有所保留的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4. 国际主义的准则
我们已经知道，纲领草案在结构上试图以世界经济及其内在趋势作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企图。《真理报》十分正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和奉行爱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根本原则分歧。只有从对各个不同部份起支配作用的世界经济的整体出发，才可能拟定无产阶级国际政党的纲领。然而，正是在分析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时，纲领草案不仅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表现出降低其价值的缺陷，而且极为片面，以至造成严重的错误。
草案一再谈到──有时是在不适当的地方谈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的、几乎是决定一切的规律。草案的部分错误（包括一处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以对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的片面而虚假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基础的。
草案在第一章里面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尖锐，更为严重。”[20]
说得对。这样说就部份地谴责了斯大林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列宁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规律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没有任何理由引用恩格斯的话，因为恩格斯是“在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21]时候写作的。这些话的荒唐足以让任何人晕倒，然而作为纲领草案作者之一的斯大林却面不改色地不断重复这个说法。我们已经看到，草案正文在这方面已经向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尽管一些太离谱的错误被纠正了，纲领草案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解释在本质上仍然是片面和有缺陷的。
首先，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受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支配。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前者的各个部份已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人类的不同部份达到的发展水平极为不同，在不同时期发展速度也极不平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地控制它所继承下来的这种不平衡，打破并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使其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和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它要不断地实行经济扩张，渗入新的领土，克服经济差别，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和民族经济变成一个在财政上相互关联的体系，从而使它们相互接近，使最进步的国家和最落后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趋于一致。离开这个主要过程，就无法想象欧洲和英国以及美洲和欧洲之间的相对的平均化。各个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和英国之间差距的日益缩小，以及上面列举的各种过程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也就无法想象了。而共产国际的纲领以至共产国际本身的存在都是以这一切作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使各国的经济关系日益接近，使它们的发展阶段趋于一致。但是，资本主义是以它自己的方法即无序的方法进行活动的。这些方法经常破坏它自己的工作，使国家之间发生对立，使工业部门之间发生对立，促进世界经济的某些部份的发展，同时又阻碍和推后其它部份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两种根本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理解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的组织结构。
由于作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的金融资本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灵活善变的，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形成起来的，所以帝国主义使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加强。帝国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单位和大陆单位联结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置于最紧密、最必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使它们的经济方法、社会形式和发展水平日趋一致。同时，它又是以如此互不兼容的方法，以虎跃之势，以袭击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甚至更剧烈、更具有震动性地破坏了它所造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均化的趋势。只有像这样辩证地理解而不是纯粹机械地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避免提交给六大的纲领草案所未能避免的那种根本性错误。
紧接着（我们已经指出的）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片面表述之后，纲领草案又说：
“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普遍同时发生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22]
在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后，任何正常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一次同时发生的行动这一点当然不能提出什么争议。十月革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完成的。它丝毫没有等待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拉平战线”。在这个范围以内来谈不平衡发展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是完全适当的。但是结论的第二部份──即空洞地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纲领草案只是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结论得自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但是这里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此”只能得出某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某些国家不仅出现不平衡的发展，而且是相对独立、彼此隔绝地发展，如果历史发展过程真是如此，那末根据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当条件逐渐成熟后，社会主义也会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这就是战前社会民主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习惯看法，也可以说是一般的看法。正是这种看法形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纲领草案并没有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然而它正滑向这样的立场。
纲领草案的理论错误在于：它力图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它并不包括也不可能的某种结论。各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或说跳跃式发展）经常破坏然而决没有消灭这些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经过四年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以后，一转眼这些国家就不得不相互交换煤炭、面包、石油、火药和背带。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好象历史的发展完全是在间歇式跳跃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引起和发生这些跳跃的经济基础，草案的作者们不是完全不提就是硬加以抹煞。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这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辩解。
根据以上所说，不难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提法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结论，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续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现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变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实，现在则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列宁只是发展了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马克思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使它们具体化了。
我们党的纲领完全以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条件作为基础。只需要把我们的纲领中关于理论的一部份整个抄过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现已去世的波德别尔斯基表示纲领中的某些提法仅关系到俄国革命，列宁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总结演说中是这样回答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的〕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23]
有必要指出下列事实：大约在同一时间，列宁曾建议我们党不再叫做俄国共产党，而应当改称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强调它是一个进行国际革命的政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只有我投票赞成列宁的提议。由于第三国际的建立，他没有把改党名这件事提交给党代会处理。正因为有这样鲜明的国际革命立场，当时根本没人想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党纲才没有专门谴责这种“理论”。
然而，两年后通过的共青团纲领不得不就国内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产生的幻想和民族狭隘性提出直接警告，以便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青年。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阐述。
共产国际的新纲领草案使事情完全变了样。草案和它的作者们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发生的修正主义变化是步调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选择了（与列宁路线）完全相反的道路。不能不指出，对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决定着整个草案的性质，决定它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文件。
当然，纲领草案小心翼翼地、坚持不懈地从各个不同方面提出、强调和解释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对问题的提法的区别。但是这些保证并不解决问题。我们这里看到的情况，就像一艘船上装备着、甚至过多地装备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设施，而它的主帆升起的角度却是故意让各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风来推动它前进。
凡是从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不同凡响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的人，都懂得阶级斗争和党的纲领性文件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辩证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也会懂得我们所说的话，即新的修正主义的帆可以使一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安全设施归于无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将长期决定共产国际的发展及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5. 党的理论传统
纲领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说法，以便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纯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讨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经被残酷地——且不说是罪恶地——加以滥用。草案在其它方面也使用了同等手法，“引用”列宁的话来当作证明。这就是草案的“科学方法论”。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纲领和共青团的纲领，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问题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见，不顾纲领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并包括1924年在内所讲的话。在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库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1923年而在列宁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论合作制的文章——来替1924年底或1925年初为了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创造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辩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被干脆拋在一边。这两段被人为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和拙劣地加以错误解释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理论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来说又具有极大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法，就是力图用经院哲学和诡辩术把一种和本体绝不兼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大树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在1915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
这就是承认在1915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问题上还不敢侵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说的话对照起来，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一九一五年 “第一次”说了些什么。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托拉斯。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所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1918年1月7日）中，列宁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
同年——1918年——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1919年12月3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或者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当然，1918年初规定的这个时间，即使就这个起码的任务来说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纯粹实践范围的“计算错误”。当时他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是，“我们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12个月以内，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终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给了整整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孙子。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中谈到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着我们在苏联现在已经实现的最最起码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否则是人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一九一五年那段引文来说，这就是新理论的主要根基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话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谈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谈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的内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个月以后，在1915年11月20日，列宁专门谈到俄国的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的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争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军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还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在1915年，列宁明明讲的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顺便地、仿佛谈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欧——以别于俄国并和俄国作为对比——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论的作者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对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的许多话中的这一段话硬是不予理会，正如他们不理会其它几百段话一样，正如他们不理会列宁的全部著作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但不注意这一段话，而且把另一段谈西欧问题的话硬扯过来，给它赋予一种它不可能包含也没有包含的意义，把这种附加的意义套在和这段话无关的俄国头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理论。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个时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离开瑞士的时候，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像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1915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么在1917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
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在这篇遗著里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与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的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说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促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毕生学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丝毫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论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它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象是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的尚未完成的书里面的一章。《论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说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轻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话。
列宁在这篇文章解释说：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争辩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许死抱住这段话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没有给任何人像纲领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滥用的权利。列宁在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已经拥有苏维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阶级动乱就让细小分散的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是谈私有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谈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阶级今天就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援助我们，列宁提出的合作制的问题（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方法）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组，使它们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创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谈论一般的，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这是一句没有经过修改的话）；（2）“无产阶级掌握这国家权力”；（3）“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4）“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只有在列举了这些纯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没有提物质条件——列宁才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这（即上述这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而没有任何其它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问题。文化问题仍然存在。列宁特别强调“只要”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们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们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现实中来。他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问题就够了。附带说一句，列宁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对已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不间断和毫不调和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斗争。如果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们早就把全副精力投入争取文化的斗争了。
在这篇文章结尾处，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列宁论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拋开他的其它一切著作，也能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纲领草案作者们故意把列宁所说的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这句话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谈到了物质前提的问题，指出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在“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时——也就是说，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然必须争取的。对于纲领草案作者们的提法，除了“伪造”二字，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关于新修正主义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故意没有谈到列宁从1905年到1923年写的无数文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说。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经济上打败（国际）资产阶级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新的民族反动乌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在这里，我们仅仅集中讨论草案作者们为了给自己的乌托邦创造“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前提”是如何不堪一击。
但是，我们认为从列宁直接谈到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话不需要任何评论，不容许任何虚伪的解释。列宁说：
“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我们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是在实现了自己的专政（或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之间保持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保持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希望这段话能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话里，列宁本人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发挥；其次，列宁不是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1921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
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来说，这个问题是够清楚了。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