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初步總結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新版導言
向　青

 

　　首先解釋一下為甚麼重版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關於蘇聯的書。

　　不久之前，世界主流輿論曾把那即將來臨的21世紀吹捧為永久繁榮而且和平、自由的新世紀。他們說，20世紀裡最大的社會禍害（經濟蕭條、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都已成過去，將不再出現。但是新世紀的頭一年還沒有過完，不但各地反對所謂全球化的經濟新秩序的群眾示威一浪接一浪，而且新世紀第一次的全球經濟衰退已經發生。在無限自由的金權的支配下，大多數人民不但沒有機會自由發展，連維持健康又不失體面的起碼的生活都越來越無保障。9月11日以後，人民的痛苦再增加一項，就是反美的恐怖主義與美國的恐怖報復之間的交戰。隨後又發生最公然無恥、最肆無忌憚的美帝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七年後的今天，第二次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也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全球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已經快要達到無法挽救的地步了。這樣的世界形勢促使越來越多有學問的人相信：社會（共產）主義革命並未成為歷史陳跡，人民還會重新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嘗試創建一種廢除了階級和剝削、真正讓人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平等社會。無論如何，人類到底有沒有新的出路，以及出路在哪裡，總是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在這研究中，過去人民同類奮鬥的經驗，尤其是像俄國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成功與失敗這麼重大的歷史經驗，自然必須十分重視。因此我們把這本研究俄國（蘇聯）經驗的很重要的書修訂譯文，重新出版。

　　在許許多多研究蘇聯的書之中，這本書特別值得注意，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這書對蘇聯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成一派而且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見解。第二，作者托洛茨基（1879-1940）不但是俄國革命與蘇聯的研究者，而且是主要的實際締造者之一。

　　在蘇聯崩潰已有十幾年的今天，人們很容易覺得它的崩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實行改革的頭幾年，世界上預見到蘇聯即將崩潰或者蛻化變質的人，還是絕無僅有。連一直不遺餘力去促使蘇聯倒台的美國政府領袖和高級顧問們，也對倒台來得這麼快而且採取那種內部塌陷的方式深感意外。在更早的年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80年代初，許多並不擁護蘇聯統治者的學者專家們，甚至以為蘇聯式的制度會推廣到全世界，或者跟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共存之後互相「趨同」，融合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但是托洛茨基從上世紀20年代中期起，已經指出：蘇聯的制度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經濟上先進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來支持，就無法避免倒退回資本主義；而蘇聯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化，正是促成這種倒退的巨大因素。到了30年代中期，蘇聯計劃經濟的巨大成就，跟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形成明顯的反差，蘇聯的聲望在西方工人和開明進步的知識份子裡面大大提高，湧現了大批所謂蘇聯之友，出版許多著作介紹和頌揚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也在那時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與眾不同，把蘇聯真實的成就和那些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醜惡的情況和趨勢兩方面同時指出，特別指出並且解釋下述幾個要點。

　　第一，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所有主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所想像的那種和諧、進步的制度）還沒有在蘇聯實現。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只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起點，而不是完成。國家機關的消亡才是社會主義實現的明確標誌。

　　第二，在單獨一國之內根本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最多只能為社會主義奠定若干基礎；社會主義只有在全世界才可能實現。

　　第三，蘇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政權，雖然在基本上還保衛著過去革命所造成的社會制度，但同時不斷敗壞這個制度，助長新的社會矛盾，破壞工人階級自覺的奮鬥力量，所以成為蘇聯內部阻擋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障礙。不推翻官僚專制政權，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會主義。

　　第四，蘇聯共產黨官僚統治層的本性，是要取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恢復資本主義的。它只因為害怕剌激起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所以當時還不敢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後來的歷史事實，充份証明了托洛茨基的見解多麼正確。

共產主義失敗了嗎？

　　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開始，人們普遍認為蘇聯就是實踐共產主義（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的典型。由這種見解出發，許多革命者就以當時的蘇聯制度為師，而反對共產主義者就把蘇聯的種種弊害當作共產主義（至少是列寧派）的錯誤和罪惡來攻擊，最近十幾年來更把蘇聯的倒台作為共產主義徹底失敗的最大證據。其實，只要稍微認真地研究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就知道這是極大的誤解（倘若不是故意曲解的話）。托洛茨基（他可以和列寧﹝1870-1924﹞並列為俄國革命和早期蘇聯的二大領袖之一）是最早指出蘇聯共產黨的墮落（從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變成極權主義的官僚統治黨），並且對這個演變作出理論的分析，同時又對它進行實際政治反對的人。他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我們現在重版的這本書。這書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共產主義革命路線的真相，明白它和代表蘇聯官僚專政的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其中一個變種）怎麼根本不一樣。關心勞動人民的出路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的讀者，可以從這本書得到很大的啟發，尤其是可以了解到：蘇聯的倒台只能証明斯大林主義行不通，決不能証明共產主義革命路線行不通。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趨勢中得出共產主義結論的。他們完全了解，而且比任何人更鮮明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偉大的進步作用，但同時也看出這進步作用的限度。資本主義在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進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進步的同時，又使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陷入相對貧困（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同時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繼續發展的潛能就越來越受到制度的阻礙而不能發揮了。於是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大規模失業、爭奪市場的戰爭等等──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人民陷入極大的痛苦。飽受這種痛苦的人民遲早會了解這種痛苦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矛盾，因而會起來推翻這種制度，創建全民共同富裕、真正自由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從來不曾在單一國家的範圍內穩固發展，只有在廣泛而密切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才確立起來。所以比資本主義更進步的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自然也只能在全世界的範圍上成立。但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而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代逐步完成。連這個轉變的第一步，那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人民的政權（簡稱為工人國家或工農國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在全世界實現，各國革命一定有先有後。這樣，從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成立，到共產主義制度真正實現，就一定是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段過渡時期裡，人類要解決許多複雜的、前所未有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很簡單的、屬於基本方向性的意見，而沒有詳細的分析和具體的建議。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只能到時根據具體情況由勞動人民自己去解決。他們根本不相信可以預先設計好實現共產主義的整套方案，更不以為工人國家一旦成立就必定能夠一直發展下去，完成共產主義事業。他們的理論反而確實預計到共產主義革命有反覆進退和成敗交替。所以，把蘇聯等最早一批工人國家的失敗當作共產主義根本失敗的證據，是不合理的見解。真理其實在反方面。今天生產技術已經達到那麼驚人的進步，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連一度失掉的地區（那些共產黨統治的工人國家）也收復了，但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生活困苦，連經濟繁榮時期也難免生活惡化。雖然群眾還沒有採取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已經越來越明顯而且大規模地表示反對資本主義的現狀了。這不是恰好証明共產主義理論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和歷史發展趨勢是正確嗎？

　　第一個能夠穩定下來而且有明確的共產主義目標的無產階級政權是在俄國成立的，但俄國屬於資本主義世界裡比較落後（欠發達）的國家，所以俄國（蘇聯）的共產主義事業遇到的困難特別大。它在真正建設共產主義制度之前，必須首先在經濟和文化水平上趕緊追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否則它的工人政權就不能長久生存。俄國共產黨本來以為共產主義革命會很快擴展到歐洲的先進國家，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於是蘇聯陷於長期孤立。在孤立中很快出現了一個新的（過去沒有人充份考慮到的）問題，那就是國家機關和執政的共產黨（二者實際上互相纏結起來，很難分辨了）的官僚主義化。黨國本來應該是共產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官僚主義的毛病使這領導作用大打折扣（犯了許多錯誤，其中有很嚴重的錯誤），然後很快更使黨國根本蛻變成為官僚的機關：不再努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建設社會主義，而是自覺地維護和擴大官僚本身的特權了。列寧很早就感受到官僚主義的嚴重威脅，但由於早死而沒有親眼見到黨國在本質上的官僚化。托洛茨基眼見了黨國的墮落變質，而且成為官僚反動的首要敵人，不久就被他們打倒。但同時托洛茨基也形成了關於工人政權（尤其是在落後國家的環境裡）的兩重性和官僚化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理論的重要補充，在《被背叛的革命》這書中有系統的說明。這理論的內容要點，除了前面已經簡單介紹過的之外，還有幾點需要簡單介紹和預先說明一下。

國家消亡的理論

　　這本書有許多地方談到國家的消亡（死亡）的問題。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了方便不大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讀者，這裡說明一下。所謂國家消亡，不是指廢除國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國家機關這一套階級統治的工具消失了。馬克思主義指出，國家機關（就是政府官員、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整套東西）不是人類社會在任何時代都有的，而是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後，為了實行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才成立的。即使在號稱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授權，一切國家機關最後都要向人民負責，但只要社會還有階級差別，實際上國家權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階級的手上，是壓迫（統治）其他階級的工具。所以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時候，階級差別消失了，國家機關自然也要因為沒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時，國家才能夠消亡。那時候，社會上的物資非常豐裕，可以滿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養，不會自私自利或貪得無厭，也不會使用暴力跟別人爭鬥。即使有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也可以靠有關的人或者湊巧在場的普通公民用集體力量來處理，而不需要設置專職人員（官僚軍警等）來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實現嗎？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個問題，大有辯論的餘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稱相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面又說在階級消失了之後還有必要保存國家，甚至還要加強專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說八道。托洛茨基在這本書裡正是這樣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謬論及其根源。

　　知道了「國家」的含義是這樣，也就容易明白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不是普通的、本來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特種的、一成立就開始消亡的國家。因為，國家向來是少數人用來永久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而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卻是大多數人（勞動人民）暫時壓迫少數人（剛被打倒的剝削者）的工具。少數人為了壓迫大多數人，必須有一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而且特別武裝起來的國家機關。但是大多數人為了鎮壓剛被打倒的少數剝削者，卻可以由群眾自己來執行，不需要那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特殊機關。這點雖然不是勞動人民奪取政權後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開始就必須採取種種辦法向這目標前進。辦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員都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隨時可以由群眾撤換，官員的工資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權與行政權合一，盡量讓所有勞動人民都能夠監督並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條件是縮短人民的工作時間，並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軍隊與生產單位和工農群眾組織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繫，積極發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備軍，等等。正因為這樣，所以說工人國家是一成立就開始消亡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防止官員們變成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篡奪勞動人民的權力，阻止共產主義的實現。

墮落的工人國家

　　俄國革命後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本是按照上述原則組成的。但是由於內外環境的不利，很快就發生官僚主義的墮落。從1923年起，官僚反動派（托洛茨基借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名詞，稱他們為熱月反動派）已經在黨國裡面成為支配力量，一步步打擊和清除堅持革命路線的左派（托派）反對派，終於形成斯大林（1879-1953）的獨裁政權。這政權專制殘暴的程度, 比起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和法西斯政權也有過之，無不及。這時候，在政治平面上，蘇聯政權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權，而是官僚層壓迫無產階級的政權了。但是，在社會經濟平面上，官僚政權仍舊維持著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國有財產（反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且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因此托洛茨基把那時的蘇聯定性為墮落（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被背叛的革命》這本書，就是探討這個墮落工人國家怎樣形成，有哪些主要特點，在世界歷史上佔甚麼地位，有怎樣的前途，以及社會主義革命者應當對它採取甚麼態度的專著。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次大規模實踐的初步總結，特別可以說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續篇。

　　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過去受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各國，基本上都是模仿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制度，所以它們都屬於官僚專制的變態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關於墮落後的蘇聯的分析，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這些國家的成敗和演變。當然，反過來，這些國家（還有古巴、朝鮮、越南等國）的經驗，也可以用來補充和修訂托洛茨基的分析。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主義盛極一時的世界性擴張，表明世界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實際發展比托洛茨基所預見到的更為曲折複雜。不過，到了八十年代末，那些變態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層紛紛親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終歸証明了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根本的發展方向是對的。如果不接受托洛茨基這方面的貢獻，恐怕今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很難有順利的發展。

　　這書的中譯本在1939年初次出版。原譯文有些地方不大準確，甚至有個別的錯誤，有些用語也和現在所通行的不一致。這次修訂，只求盡量準確表達作者主要的原意，並沒有做到徹底修訂譯文，連有些比較陳舊的詞語也未能完全修改。原譯和這次校訂所根據的，都是英文本。本書第八章「外交政策與軍隊」由林廣廈校訂，共餘各章由向青校訂。全文的最後校閱者是向青。所有的錯誤和不妥之處也由向青負最後的責任。

原作於2001年5月

2008年5月微小修訂

 

 

 

導　　言

本書的目的

 

　　資產階級的世界起初裝作不理會蘇維埃制度下的經濟成就，即不理會那社會主義方法可行性的實驗證明。博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於俄國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仍常常保持深思熟慮的緘默，不然便是限於談論俄國極度的「剝削農民」。他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解釋：為甚麼像中國或者日本和印度那樣殘酷剝削農民，卻從來沒有使工業發展的速度稍微接近蘇聯呢？

　　事實到底是勝利了。現在一切文明國家的書店裡，已經堆滿了關於蘇聯的書籍。這並非不可思議，不過這樣的奇蹟畢竟罕有。 那些出於盲目反動仇恨的文獻正迅速減少。關於蘇聯的最新書籍，有很大的一部份，即使不是顯出一片狂歡，也是採取讚美的語調了。若把這種情形當作這個新興國家的國際聲望日漸提高的標誌，那麼這種親蘇文獻之增多，只能受到歡迎。況且，把蘇聯加以理想化，總比把法西斯意大利加以理想化要無比好得多。可是讀者要想在這些文獻中找到對十月革命祖國的真實狀況的科學評估，那是徒勞無功的。

　　這些「蘇聯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作三大類：一種淺薄的新聞記者的作品，即多少帶點「左」的傾向的報告文學，構成他們大部份的文章和書籍。與此並列，有一種比較裝腔作勢的人道主義的、抒情的、和平主義的「共產主義」作品。第三種則是經濟的圖式主義的產品，帶有舊時德國「講壇社會主義」的精神。路易斯‧費希爾（Louis Fischer）和杜蘭提（Duranty）是相當知名的第一類的代表。已故的巴比塞（Barbusse）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代表「人道主義」的友人這一類型。並非偶然，在走到史大林那方面去以前，前者寫過一本基督傳，後者寫過甘地傳。最後，那種保守而迂腐的社會主義，則以孜孜不倦的費邊社的韋布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2]為最具權威的代表。

　　是甚麼東西把這三種人聯合起來的呢（儘管他們有那許多不同）？那就是在既成的事實面前叩頭，還有他們都偏愛安慰人心的泛論。起來反叛他們本國的資本主義，超出了這些作者的限度之外。所以他們比較願意支持一個已經退回到自己的河道去的外國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許多年裡，這些人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甚至連他們的精神祖先也沒有一個人）考慮過社會主義將如何實現於世界上的問題。這使他們很容易承認現在蘇聯的情況就是社會主義了。這不僅使他們成為跟上時代的進步人士，甚至也使他們得到一些內心的安定。同時這又絕對不要他們承擔甚麼。這些靜觀冥想的、樂觀的、絕無破壞性的文獻，把一切的不愉快都看作是過去的事，對於讀者的神經很有鎮靜作用，因此就大有市場了。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產生了一個國際的學派，可以叫作「文明的資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簡單一點，叫做「激進派旅行家的社會主義」。

　　我們並不打算和這個學派所產生的著作爭論，因為他們並沒有提出值得爭論的嚴謹的理由。問題實際上剛剛開始，他們便以為已經完結了。本書的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正確評估現狀，以便更好地瞭解將來。對於過去的事，我們只就有助於瞭解將來的地方說一說。我們這本書是批判性的。誰要是崇拜既成事實，就不能準備將來。

　　蘇聯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好幾個階段，但是並沒有達到內部的平衡。假使你記得，社會主義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以團結一致、和諧地滿足全體人的需要為基礎，那麼，今日的蘇聯，在這個基本意義上說，還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固然，蘇聯的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大不相同。但矛盾仍然是十分緊張的。這表現為物質與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壓迫，各種政治派別，以及派別的鬥爭。警察的壓迫只能使政治鬥爭秘而不宣和扭曲外形 ，但決不能消滅它。受壓制的思想，對政府的政策的每一步都有影響，助長它或者阻礙它。在這種情形之下，分析蘇聯的發展，便一分鐘也不能忽略那些思想和口號：在這些思想和口號之下，一種受壓制但是非常熱烈的政治鬥爭正在全國進行著。在這裡，歷史是直接與活的政治交織著的。

　　那些穩健的「左派」庸人，喜歡告訴我們說：批評蘇聯是要極端慎重的， 否則便會損害社會主義建設過程。至於我們，並不認為蘇聯國家是這樣不穩固的結構。蘇聯的敵人所知道蘇聯的情況，比蘇聯真正的友人（全世界工人）所知道的清楚許多。在那些帝國主義政府的總參謀部裡，關於蘇聯的情況，不論正面負面的，都有精確的記錄，並且不僅是根據公開的報告得來的。不幸，蘇聯的敵人能夠利用工人國家的弱點，但是他們決不能利用對那些壞傾向的批評，那些壞傾向正是他們自己認為有利的特色。大多數官方「友人」之所以敵視批評，實際上不是由於他們恐懼蘇聯太脆弱，而是由於恐懼他們自己對蘇聯的同情心太脆弱。我們對於這一類恐懼和警告，只好安然置之不理。決定問題的是事實，並不是幻想。我們要使人看到真面目，而不是看到假面具。

1936年8月4日

附誌：當這本書已經寫好並且送交出版者之後，莫斯科審判「恐怖主義」陰謀的案件才宣佈出來。因此這案件的審理，自然未能在本書裡面加以評估。不過，本書指出了這次「恐怖主義」案件的歷史邏輯，並且預先暴露了它的神秘性是有意製造出來的，所以這些內容更加有意義了。

1936年9月

 

 

第一章

已經成就了甚麼

 

一　工業增長的主要指數

 

　　因為俄國資產階級微弱無力，使落後的俄國的民主任務，如消滅君主專制和半封建的農奴制度等，只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可是無產階級既然領導着農民群眾取得了政權，便不能完成了這些民主任務之後就停止前進。資產階級革命直接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階段結合起來。這並非偶然。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已表現得非常明白：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情況下，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那些老的中心國家所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已經走到死路，便阻擋其他國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國之所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已經成為使俄國擺脫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綜合發展律」。過去的沙皇帝國，身為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雖然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甚至到現在，在革命後的第十九年，當前的任務仍然是「趕上並超過」（首先自然是趕上）歐美國家。這就是說，她還必須去解決先進國家的資主義早已解決了的那些技術和生產率的問題。

　　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並非就達成了從野蠻上昇到文明的任務，只不過把這任務徹底顯示出來而已。同時，革命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手中，才能夠運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產業方法。只因為有了計劃性的指導，才能在那麼短的期間就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並且創建巨大的新企業，開始生產新的品種，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國際革命發展非常遲緩（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曾指望迅速得到國際革命的援助），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是也顯示了蘇聯的內在力量和資源。不過，要正確估量蘇聯的成就（其宏偉成果以及不足之處），只有使用國際的尺度來衡量才行。本書要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明蘇聯的進程，並不是大量統計資料的堆積。可是，為了以後討論的便利起見，還是必須拿某一些重要的數字來做出發點。

　　蘇聯巨大規模的工業化，由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停滯和衰落襯托起來，無可爭辯地表現在下列的總指數上面。德國的工業生產，只因為狂熱的戰爭準備，現在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英國的生產，由於堅持保護主義，最近六年才提高了3%或4%。美國的工業生產，減低了約25%；而法國減低了30%以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佔第一位的是日本，它瘋狂地擴充軍備並搶掠鄰國。它的生產差不多提高了40%！ 但是連這個例外的指數，在蘇聯的發展動力面前，也黯然失色。蘇聯的工業生產在這同一時期增加到大約三倍半，即增加250%。重工業產量在最近十年中（1925至1935）增加到十倍以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1928至1929），基本建設的投資共達54億盧布；1936年的指標則為320億盧布。

　　如果認為盧布不穩定，不能拿來作為衡量的單位，那麼我們就丟開貨幣的估計，另找一種絕無問題的單位。1913年12月，頓河流域產煤量為2,275,000噸； 1935年12月則為7,125,000噸。最近三年來，鐵的生產增加到兩倍。鋼和軋鋼的產量增加到將近兩倍半。石油、煤和鐵的產量，與戰前相比，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1920年，當第一個電氣化的計劃制定時，全國只有十個地區電力站，電力總產量253,000瓩。到1935年，已經有95個電力站，總產量4,345,000瓩。1925年，蘇聯的發電量，在世界上佔第十一位；到1935年，則僅次於德國和美國。煤的產量，蘇聯從第十位升到第四位。鋼的產量，從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機的產量，現已升到世界第一位。糖的產量也是第一。

　　工業的巨大成就，農業的大有希望的開端，舊工業城市的急劇發展和新工業城市的興建，工人人數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無可懷疑的成果，但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把這次革命當作是人類文明的墳墓。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爭辯的。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即使蘇聯由於內部的困難、外部的打擊和領導者的錯誤而崩潰（我們堅定希望不致發生這種事情），這個不可毀滅的事實，就是，只由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不到十年之內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仍然還是未來的象徵。

　　這事實也結束了我們同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者的爭辯。難道我們能把他們那種老鼠般的忙亂拿來同革命所喚起的俄國人民在新生活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稍微比較一下嗎？如果在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拿工人交給他們的政權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去挽救資本主義，那麼，根據俄國的經驗很容易看到，一個包括中歐、東歐、以及相當大的一部份亞洲的社會主義聯盟今天會具有怎樣的不可征服的經濟力量。世界各國人民要用新的戰爭和革命來償付改良主義的歷史罪行。

 

二　這些成就的比較的評價

 

　　蘇聯產業的動力係數，是前所未有的。可是這些還遠遠沒有達到決定性的程度。蘇聯正在從低得可怕的水平提高起來，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從很高的水平滑落下去。決定目前力量對比的，不是增長率，而是兩個陣營表現在物質積累、技術、文化、尤其是勞動生產率上面的整個力量的對比。當我們從這種統計觀點來考察這問題的時候，情況馬上就不同了，變成對蘇聯極端不利了。

　　列寧所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是以蘇聯和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為一方，國際資本和蘇聯內部的敵對勢力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的問題。蘇聯經濟上的成就，使它能鞏固自己、向前進步、武裝自己，必要時還能夠退守和等待，簡單一句話，就是能堅持下去。但是「誰戰勝誰」不僅作為軍事的問題，更加是作為經濟的問題，主要是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對蘇聯提出來的。軍事干涉是一種危險。資本主義軍隊的輜重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涉，將是更大得多的危險。無產階級在一個西方國家取得勝利，當然立刻就根本改變力量的對比。可是只要蘇聯還是孤立著，或者更壞些，只要歐洲無產階級還是受挫折而繼續退卻，那麼，蘇聯結構的強度，最後就只有用勞動生產率來衡量了。而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經濟之下，表現在生產成本和價格上。國內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衡量這種力量對比的主要方法之一。可是蘇聯的統計學家，連接近這個問題都被禁止。原因是：資本主義雖然處於停滯和腐朽的情況，可是在技術、組織和勞動技能上，仍然遙遙領先。

　　蘇聯農業傳統的落後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一個農業部門取得的進步能夠拿來和工業的進步稍微相比。例如，1935年底，莫洛托夫抱怨道：「我們的糖蘿蔔收穫量，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落後很遠。1934年，我們每公頃收獲82擔（百磅）；1935年烏克蘭特大豐收，每公頃131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他們大約收穫250擔，在法國每公頃超過三百擔。」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擴大到農業的每個部門：穀物和紡織原料，特別是畜牧業。農作物適當的輪種、選種、施肥、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良種畜牧場-----所有這些都準備著在社會化的農業上進行一場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正是在這最保守的領域，革命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段時間，雖然已經集體化了，問題仍然是如何去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比較高級的模範，儘管它們受到小農莊制度所妨害。

　　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是在兩條路上進行的，就是採用先進技術和更好地使用勞動力。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建立起許多最現代化的大工廠，一方面是因為在西方有資本主義的高級技術，另一方面則因為國內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在這方面，外國的成就正被吸收進來。蘇聯的工業是以急速的步調發展起來的，紅軍的裝備也是一樣。這個事實，含有巨大的潛在利益。蘇聯工業不用像英國和法國那樣，被迫帶著陳舊的設備慢慢發展。軍隊也並沒有被迫使用老式的裝備。可是這種急遽的發展也有它的不利之處。工業的不同部門不能相互協調；人落在技術之後；領導不勝任。這一切表現為生產成本極高和產品的品質低劣。

　　石油工業的首長寫道：「我們的工廠有同美國一樣的設備。可是鑽井工作的組織很落後；工人不夠熟練。」許許多多的故障，他都認為是「粗心、不熟練和欠缺技術監督」的結果。莫洛托夫抱怨說：「我們在建築工業的組織工作極度落後……絕大部份還是用老一套方法，使用工具和機械的態度非常之壞。」這一類坦白的話，在蘇聯的報刊上到處可以看到。新的技術遠遠未能產生在其資本主義祖國裡那樣的效果。

　　重工業的大規模成就，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只有在這基礎上，建設才是可能的。可是衡量現代工業的標準，是精密機械的生產，而這既需要技術文化，也需要一般的文化。在這個領域蘇聯仍落後很多。

　　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成就，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是在軍事工業方面取得的。陸軍和海軍是最有勢力的服務對象，也是最挑剔的顧客。可是國防部領導人（包括伏羅希洛夫）的許多公開演說不斷抱怨：「你們給我們紅軍製造的產品，我們並不完全滿意它們的品質。」不難感覺到，這些謹慎的話裡面隱藏著憂慮。

　　重工業的首長在一次正式的報告中說：機器製造業的產品「必須是品質優良的，不幸並不是。」他還說：「我們的機器是很貴的。」如平常一樣，這個報告者沒有拿世界生產來相比，說出準確的比較數據。

　　拖拉機是蘇聯工業的驕傲。但是拖拉機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個工業年度裡，有81%的拖拉機需要大修。而且，修理過的拖拉機，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耕種最忙的時節，又壞了。根據某些計算，只有當每公頃的穀物收穫達到20~22擔（百磅）之時，機器拖拉機站才收支相抵。現在的平均收穫量連這一半還不到，所以國家必須支付幾十億來填補虧空。

　　汽車運輸方面的情況更壞。在美國，一輛貨車每年要走六萬到八萬甚至是十萬公里;在蘇聯只能走二萬公里，只達美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輛汽車當中，只有55輛能用;其餘的不是在修理中，便是在等待修理。修理的費用等於新車出廠價格的兩倍。難怪國家會計部門說：「汽車運輸只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個沉重負擔。」

　　鐵路運載能力的增加，據人民委員會主席說，是與「無數的失事和故障」相伴而來的。基本原因還是一樣：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勞動技能太低。保持扳道機於良好狀態的奮鬥，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英勇事蹟，得獎的扳道女工在克里姆林宮向那些最高當權者作報告。水上運輸近年雖然有些進步，可是遠落在鐵路運輸之後。報紙上週期性地出現一些通信，提到「水上運輸非常糟糕」「船隻的修理差到極點」，等等。

　　輕工業的情況甚至比重工業還不如。蘇聯工業有一條獨特的規律，可以這麼說：商品，愈是接近大眾消費者的，通常愈壞。在紡織工業中，據《真理報》說，「次貨所佔的比例大得可恥，品種貧乏，低級貨佔主要地位。」報刊上週期性地出現對一般消費品的品質低劣表示不滿的話：「笨拙的鐵器」；「難看的家具，隨便拼湊起來的，馬虎了事」；「找不到像樣的扣子」；「社會食品供應的工作絕對不能令人滿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只用數量的指數來說明工業的發展，而不考慮品質，差不多就像描述一個人的體格時只說他的身高，而不管他的胸圍一樣。不僅如此，為了正確判斷蘇聯工業的動態，不但必須根據品質來作相應的調整，還要時刻記得一個事實，就是：在某些部門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他部門落在後面。為了建立巨大的汽車工廠，以公路稀少和保養很差為代價。「我們的公路損壞得非常厲害。在我們最重要的公路上，從莫斯科到雅洛斯拉夫，汽車一小時只能走十公里。」（消息報）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說，國家還停留在「原始的沒有道路的傳統狀態」。

　　城市經濟也處於類似的情況。新的工業城市在很短的期間興起；同時好幾十個老城市卻衰落下去。大都市和工業中心正在成長並且整修市容；豪華的戲院和俱樂部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可是住宅的缺乏令人無法忍受。住房通常還是沒人關心。「我們的房屋蓋得很糟，並且很貴。我們的房屋住壞了，沒有修理。我們很少修理，而且修理得很糟。」（消息報）

　　整個蘇聯經濟包含著這種不平衡。在某種限度以內，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過去和現在都必須從一些最重要的部門開始發展。然而某些部門的落後，大大減少了其他部門的有效運作。理想的計劃管理所保證的，不是各自部門的最高速發展，而是整體經濟的最佳成果。站在這個立場上，初期的統計增長率會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特別是消費者，卻會得到好處。最後看來，總的產業動力也會得到好處。

　　在官方的統計中，汽車的生產和修理都加到工業生產的總數裡面。從經濟的效能上看來，應該相減，而不是相加。這點見解也適用於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用盧布計算的總數，都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盧布究竟是甚麼，是不確定的。它後面隱藏了甚麼，也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機械的製造，也可能是機械的過早損壞。如用「穩定的」盧布來計算，大工業的總生產，與戰前的水平比較，已經增加到六倍；而用噸數計算，石油、煤和鐵的實際生產只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這種指數上的分歧，根本的原因是蘇聯工業建立了一系列沙皇時代所沒有的新部門。不過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故意的竄改統計數字。大家知道，每個官僚集團，都有天生的需要去把事實加以修飾。

 

三　平均每人的生產量

 

　　蘇聯的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還是很低的。在最好的鑄造廠裡，據廠長說，平均每個工人的鋼鐵產量等於美國鑄造業的平均每人產量的三分之一。拿這兩國的平均數字來比較，大概只得到一與五之比，或者還要糟些。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鼓風爐在蘇聯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得「更好」，是毫無意義的。技術的作用在於節省人力，此外無他。在木材和建築業中，情況甚至比五金業還要差。美國每個採石工人平均每年開採五千噸，蘇聯只有五百噸，只及美國十分之一。這樣顯著的差異，不只是因為缺乏熟練工人，更重要的是因為工作組織得不完善。官僚盡其全力推動工人，還是不能適當地使用勞動力。農業中的情況自然比工業中更差。勞動生產率低，國民收入就跟著低，結果給人民大眾一個很低的生活水平。

　　官僚們說，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在1936年要佔歐洲第一位------就其本身來說，這進步是巨大的！-------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不僅沒有考慮到貨物的品質和生產成本，而且也沒有考慮到人口的多少。一個國家總的發展水平，特別是群眾的生活水平，只有用消費者的數目去除產品的數量才能夠決定（至少得出粗略的數字）。我們就來做這個簡單的算術。

　　鐵路運輸對於經濟、文化和軍事目的的重要性，是用不著證明的。蘇聯有83,000公里鐵路，德國有58,000公里，法國63,000，美國417,000。這表示每一萬人口，在德國有8.9公里鐵路，在法國有15.2，在美國33.1，而在蘇聯則為5.0公里。所以按照鐵路的指數看來，蘇聯在文明世界中仍然處於最低地位之一。商船的數目，最近五年已經增加到三倍，現在差不多與丹麥和西班牙同等。此外我們必須提到：鋪了路面的公路的數字是極低的。在蘇聯，每一千居民生產汽車0.6輛。而英國大約為8輛（1934年），法國4.5，美國23輛（1928年則為36.5輛）。同時，在馬的相對數字上（大約十或十一個公民有一匹馬），蘇聯（儘管它的鐵路、水道和汽車運輸都極端落後）也沒有超過法國和美國，而馬的品種也遠落在法美之後。

　　在得到顯著成就的重工業方面，其相對指數也還不算好。1935年蘇聯的煤產量 ，每人大約0.7噸；英國差不多5噸；美國差不多3噸（1913年是5.4噸）；德國大約2噸。至於鋼，在蘇聯每人大約67公斤，美國約250公斤，等等。生鐵和軋鐵方面，比例也大致相同。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電力，每人153瓩時，英國 （1934年）443，法國363，德國472。

　　在輕工業方面，人均指數一般更低。1935年毛織品每人還不到半米，還不到美國或英國的1/8至1/10。呢絨在蘇聯只有特權的公民才能享受得到。至於群眾，棉質的印花布每人有十六公尺，還要用來做冬天的衣服。蘇聯鞋的生產，現在達到大約每人半雙，德國是一雙多一點，法國一雙半，美國大約三雙。這還是不計品質好壞的情況，若連品質也比較起來，蘇聯就更低了。我們可以認為，在資產階級各國，有幾雙鞋的人所佔的百分比，當然比蘇聯高許多。但不幸的是，蘇聯赤腳人民的百分比仍然還是佔第一位。

　　在食品生產方面，大體上也是差不多一樣的比例，有一部份更差些。儘管俄國近年無疑是有了進步，下層民眾仍然完全吃不到果醬、香腸、乾酪，更不用說糕點和糖果了。甚至乳類產品的情況也不好。在法國和美國，大約每五個人有一頭母牛，德國為每六個人，蘇聯則為八個人。至於產奶量，兩頭蘇聯母牛才能抵一頭外國母牛。只有穀類的生產，特別是黑麥，還有馬鈴薯，按照人口計算，蘇聯才超過了歐洲大多數國家和美國。但是，人民主要吃黑麵包和馬鈴薯，正是貧窮的傳統象徵。

　　紙的消費量，是文化的主要指標之一。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紙，不到每人4公斤，美國超過34公斤（1928年為48公斤），德國47公斤。美國每個居民每年消費12枝鉛筆，而蘇聯只消費4枝，而這4枝的品質又很壞，實際的用處不超過一枝好鉛筆，或者頂多兩枝。報紙常常抱怨，由於缺乏教科書、紙和鉛筆，常使學校的工作停頓。怪不得原定在十月革命十週年實現的掃除文盲的任務，現在還遠遠沒有完成。

　　從更一般的情況來看，也可以同樣把問題說明。蘇聯平均每人的國民收入，要比西方少得多。由於固定資產的投資大約佔了25%至30%（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高得多），人民大眾所消費的總額，就不能不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

　　不錯，蘇聯沒有有產階級，這種階級的奢侈生活就靠人民大眾的消費不足來維持。然而，這種補救的意義並不像初看那樣重大。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罪惡，並不在於有產階級的奢侈（儘管奢侈本身是多麼可惡），而是在於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權利而維持它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這樣就使經濟制度陷於無政府和衰朽狀態。在奢侈品的消費上，資產階級自然有壟斷權。但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勞苦群眾構成消費者的絕大多數。而且，以後我們要看到，雖然蘇聯沒有原來意義的有產階級，但是它還是有特權很大的指揮者階層，他們在消費領域佔有最大最好的部份。因此，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每人產量在蘇聯低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那的確表示蘇聯大眾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資本主義水平低。

　　造成這種情況的歷史責任，當然在於俄國黑暗而沉重的過去，在於它的悲慘和貧窮的遺產。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沒有進步的出路。這一點，只要你看一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波蘭，就會相信了。這些國家從前是沙皇帝國最進步的地方，而現在幾乎是在泥沼中不能自抜了。蘇維埃制度的不朽貢獻，就在於它同俄國千年的落後狀態進行了劇烈而成功的鬥爭。可是，正確地估計已經取得的成就，是繼續進步的首要條件。

　　蘇維埃制度正在經歷著一個預備的階段，輸入、借用和吸收西方的技術和文化的成果。生產和消費各方面的比較係數證明，這個預備階段距離完結還很遠。即使那不大可能的資本主義整體停滯的狀態還繼續下去，這個預備階段也還要佔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這是我們繼續研究所必需的第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

 

 

 

 

 

 

 

 

 

 

 

第二章

經濟的增長與領導的左右搖擺

 

一　「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與富農路線

 

　　蘇聯經濟發展的路線，並不是一條連續而均勻上升的曲線。在新制度的最初十八年中，以幾次劇烈的危機作為標誌，可以清楚地分為幾個階段。聯繫著政府的政策略述一下蘇聯的經濟史，對於診斷現狀和預測將來都是絕對必需的。

　　革命後最初三年，是一個公開而殘酷的內戰時期。經濟生活完全服從前線的需要。文化生活躲在角落裡，其特徵是：在物質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創造性的思想大膽發揮，首先是列寧個人的思想。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1918至1921年），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社會主義」英勇地並行著。在那幾年裡，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問題主要歸結為支持軍事工業，用從過去遺留下來的貧乏的資源來達到軍事目的和維持城市人口活下去。軍事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在被圍困的堡壘之內有系統地嚴格管制消費。

　　必須承認，軍事共產主義原先的設想，是要追求更廣大的目的。蘇維埃政府希望並力圖把這種管制的方法直接發展成為一種分配和生產上的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它希望不用破壞「軍事共產主義」就逐步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1919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所通過的綱領說：「在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是堅定地在全國範圍繼續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代替貿易。」

　　可是，實際情況越來越和「軍事共產主義」的綱領衝突。生產不斷下降，這不僅因為戰爭的破壞，而且還因為對於生產者個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向鄉村要求糧食和原料，可是拿不出東西來交換，只給他們一種花花綠綠的紙，根據很久以前的記憶，這種紙就叫作錢。於是農民把糧食埋藏起來。政府派武裝工人隊伍去搜糧。農民減少播種。內戰剛剛結束後，1921年的工業生產最多只及戰前水平五分之一。鋼的產量從420萬噸跌到18萬3千噸，只及從前1/23。糧食收穫的總額，從8億零100萬英擔（1英擔為100磅-----校者）跌至1922年的5億零3百萬英擔。這一年是可怕的饑餓年。同時對外貿易從29億盧布跌至3千萬盧布。生產力破壞的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整個國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烏托邦式的希望，後來受到了無情的批評，這種批評在許多方面都是正確的。然而，如果不考慮到，那時的一切估計都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很快成功為基礎的，那麼，執政黨的理論錯誤就仍然無法理解。當時大家都認為，德國無產階級一旦勝利，不但當然會提供蘇俄各種機器和製成品，讓蘇俄以後再用糧食和原料來償付，而且還會提供許多萬的熟練工人、工程師和組織者。毫無疑問，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國勝利了（這完全是被社會民主黨阻止了），德國和蘇聯經濟的發展，會以那麼巨大的步伐前進，足以使歐洲和世界的命運比今天好得無可比擬。可是，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那樣幸運的情形之下，還是必須取消由國家直接分配產品的辦法，而採取商業的方法。

　　列寧這樣解釋恢復市場的必要性：因為國內有千百萬孤立的農民經濟，他們除了經過貿易，還不習慣和外界發生經濟關係。貿易流通會在農民和國營工業之間建立起「聯繫」------這是當時提出的名稱。這「聯繫」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工業要供給農村以必需的貨品，其價格要使國家無須強制收購農民勞動的產品。

　　改善與農村地區的經濟關係，無疑是新經濟政策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務。然而，一個短時期的試驗就證明了：工業本身，儘管已經具有社會化的性質，也還需要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金錢支付的方法。計劃經濟不能單靠知識資料。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長時期以內仍然是必要的物質基礎和不可缺少的矯正者。

　　由新經濟政策合法化的市場，在有組織的貨幣幫助下開始發生作用。早在1923年，工業受到來自農村地區的刺激便開始復活起來，並且即刻就發展得很快。1922年和1923年，生產都增加了一倍，到了1926年已經達到戰前的水平，即比起1921年，已增長到五倍多了。在同一時期，農產品收穫量也不斷增加，雖然速度不那麼快。

　　從1923這個關鍵性的年度開始，執政黨內早已存在的關於工業和農業相互關係的不同意見開始尖銳化起來。在一個儲備完全耗盡了的國家，若不從農民那裡借來穀物和原料，工業便無法發展。但對農產品若「強制徵借」得太重，那就破壞了勞動的刺激。農民並不相信未來的繁榮，如果城市派出徵糧隊，便會以停止播種來答覆。反之，若徵集得太少，工業又有停工的危險。農民得不到工業產品，就會自己製造來滿足需要，把以前的家庭手工業恢復起來。黨內的意見分歧開始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即究竟要從農村取得多少東西給工業，才能夠使工業和農業之間動態平衡的時期趕快到來。爭論立刻又牽涉到農村本身的社會結構問題。

　　1923年春天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左派反對派」（那時還沒有這個名稱）的一個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圖表來說明工業與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的擴大。這種現象那時第一次叫作「剪刀差」，這個名詞後來幾乎變成國際通用的。那演說者說：假使工業再停滯下去，使剪刀更加張開，那麼城市與鄉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農民對於布爾什維克黨所完成的民主與土地的革命，和黨為了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採取的政策，是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沒收地主和國家的土地，使農民每年得到超過5億金盧布的好處。可是在國家產品的價格上，農民損失的數目更大。要是這兩種革命，即被十月革命緊緊綁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合計的結果，是使農民損失許多億盧布，那麼工農兩階級的聯盟便依然是個疑問。

　　從過去承受下來的農民經濟之分散性，被十月革命的結果加重了。在革命後的十年當中，獨立農家的數目從一千六百萬增加到了二千五百萬，這自然加強了大多數農民經濟純粹供自己消費的性質。這也是農產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經濟不可避免要產生剝削者。隨著農村的日漸恢復，農民群眾的分化也開始增長。這種發展陷入早已走過的老路。富農的增長遠超過農業總的生長。在「面向農村」的口號下，政府的政策實際上就是轉過臉去向著富農。農業稅落在貧農身上的，遠較富農身上為重，況且富農又取得國家貸款的大部份。餘糧大部份在農村上層份子手中，他們用來奴役貧農和進行投機，賣給城市資產階級份子。那時當權派的理論家布哈林，向農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號「發財吧！」在理論上說，這口號的意思是要使富農逐漸長入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讓少數人致富。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縛，不得不在農村小資產階級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讓。1925年承認了農業中僱傭勞動和租借土地為合法。農民日益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小資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時，因為缺少工業商品，國家被擠出了農村市場。在富農和小家庭手工業者之間，出現了中間商人，好像從地下鑽出來的。國營企業為了找原料，越來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資本主義的漲潮到處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們看得很清楚，財產形式上的革命，並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的問題，不過是把它提出來而已。

　　1925年，正當富農路線全力施行的時候，斯大林開始準備取消土地國有。他示意一個蘇聯記者發問道：「把每個農人耕種的那塊土地，讓渡給他十年，豈不符合農業的利益嗎？」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讓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魯吉亞的農業人民委員，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導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國有的法案。目的是讓農民對自己的將來有信心。當這種政策正在施行之時，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預定出賣的糧食，是在6%的農民有產者手中！國家不僅缺乏出口的糧食，連國內需要的也不夠。因為出口少得太厲害，不得不放棄入口製成品，還要儘量減少機器和原料的入口。

　　這種依靠富農的政策，推遲了工業化並且打擊了一般農民群眾，在1924到1926的兩年內清楚顯示了它的政治結果。它使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大大提高了自覺性，許多下層蘇維埃被他們奪去，官僚的權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壓力日益加重，還有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完全禁絕。富農的生長驚駭了當權派當中的兩個著名人物，季諾維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長的是，那時他倆是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主要的無產階級中心城市的蘇維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堅決擁護斯大林。結果富農路線勝利了。1926年，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帶著他們的追隨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對派（「托洛茨基派」）。

　　當然，「原則上」統治集團就在那時也並沒有放棄農業集體化。他們只是在他們所看到的前景中把它推遲幾十年。日後的農業人民委員會雅可夫列夫於1927年寫道：雖然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經過集體化才能完成，但是「這顯然不是一年、二年或三年就可做到的，也許十年以內也做不到。」他還說：「集體農莊和公社…….現在以至今後很久，無疑地只是農民個體經濟的大海裡的一些小島而已。」實際上那時只有0﹒8%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

　　黨內關於所謂「總路線」的鬥爭，1923年就已經公開出來，到1926年變得格外緊張激烈。左派反對派在其涉及工業和經濟的一切問題的長篇綱領上寫道：「黨應該抵制並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損害土地國有的傾向，因為土地國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之一。」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得到了勝利；直接反對國有化的企圖是放棄了。但是，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自然不僅僅是土地的財產形式。

　　「為了對抗農村個體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加速集體農莊的增長。必須有系統地年年撥出相當大的款項來幫助組織在集體農莊裡的貧農。合作社的全部工作都應該具有轉變小生產為集體化大生產的目的。」可是這個廣泛的集體化綱領，被頑固地認為在未來幾年以內是無法實現的空想。在籌備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期間（這次大會的任務是開除左派反對派），日後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一再說道：「我們決不要跌進（！）貧農對廣大農民群眾集體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環境下，這已不可能。」根據日曆，當時是1927年底。那時統治集團同自己未來的農民政策還隔得這麼遙遠！

　　也是在這幾年（1923到1928），統治聯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與卡米涅夫1926年初轉入了反對派）進行著鬥爭反對「超工業化」及計劃領導的鼓吹者。未來的歷史家會吃驚不小地重新証實，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對於大膽的經濟倡議竟充滿那樣惡意的不信。在外力推動下，工業化的進度憑經驗加速起來，無情地打碎一切計算，同時使間接費用增加到驚人的程度。1923年，反對派要求施行五年計劃時候，遇到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嘲笑，生怕「跳入未知的境界」。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還在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對我們來說，就像農民不買牛而去買留聲機一樣。這個高明的警句概括了整個綱領。值得指出，在那幾年裡，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報刊，以及追隨他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報刊，都以同情的口氣重複官方的說法：「左派反對派」的主張是工業的浪漫主義。

　　在黨內討論的鬧聲中，農民用日益頑強的怠工來答覆工業品的缺乏。他們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也不增加播種面積。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時期是決定調子的，他們要求提高糧食價格，給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更廣大的活動地盤，甚至不惜降低工業發展的速度。在這種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口外國的製造品，用來交換出口的農產原料。但是這樣做就不是在農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之間建立一種「聯繫」，而是在富農和世界資本主義之間建立「聯繫」了。為了這個來幹十月革命，實在不值得。

 反對派的代表在1926年黨的代表會議上答覆說：「加速工業化，特別是用對富農增稅的辦法，就會產生大量的貨物和較低的市價，而這對於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利……面向農村並不不意味著背向工業，而是意味著工業要向著農村。因為國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業在內，對於農村就沒有用處。」

　　答辯中斯大林大發雷霆，反對反對派的「異想天開的計劃」。他說：工業不可以「猛衝向前，脫離農業而且不顧我們國家積累的速度。」黨的決議是繼續重複這些被動地適應富裕的上層農民的格言。1927年12月，為了最後粉碎「超工業化者」而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要求警惕「把國家資金過份投入大建設的危險」。當權派那時還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險。

　　在1927至1928這一經濟年度，工業主要靠革命前的機器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宣告結束。要想繼續前進，必須大規模進行獨立的工業建設。不可能再沒有計劃而摸索著實行領導了。

　　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假想上的可能性，早在1923至1925年間反對派就分析過了。他們總的結論是：在耗盡了從資產階級繼承下來的設備以後，蘇聯的工業，在社會主義積累的基礎上，可以達到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完全不可能的增長速度。我們那謹慎估計出來的係數，大約在15%至18%之間，被當權派的領袖們公開嘲笑，認為是對不可知的未來的幻想音樂。這構成當時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本質。

　　終於在1927年起草完畢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官方草案，充滿了小家子氣。工業生產的增長率，計劃從每年9%遞減到4%。每人的消費，在整個五年當中只增加12%！這個最初的計劃裡面包藏著多麼令人難以相信的膽小思想，清楚表現在這個事實上，就是：到了最後第五年，國家的預算才佔國民收入的16%，而沙俄時代的預算，它並無意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還佔18%！還有一點也許值得一提，就是，起草這個計劃的工程師和經濟學家，幾年以後都遭到法律嚴厲的審判和處罰，罪名是在外國指使下故意破壞。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氣的話，本來可以回答說：他們的計劃工作完全符合當時政治局的「總路線」，並且是在它的命令下進行的。

　　派別的鬥爭，現在翻譯成數字的語言了。反對派的綱領說：「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提出那樣一個小氣而悲觀的計劃，實際上是在反對社會主義。」一年以後，政治局採納了一個新的五年計劃，規定每年平均增加生產至9%。但是實際發展的情況卻顯示一種頑強的趨勢，就是接近「超級工業化者」所估計的係數。又一年以後，政府的政策已經根本轉變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三次起草五年計劃，它的增長率，大大超乎人們意料地接近1925年反對派所作的預測。

　　由此看來，蘇聯經濟政策的真實歷史，是與官方的傳說大不相同的。不幸，韋伯夫婦一類的虔誠的研究者，對於這一點絲毫也不注意。

 

二　大轉變：「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與「全部集體化」

 

　　在個體農民經濟面前猶豫不決，對巨大的計劃沒有信心，維護最低的速度，忽視國際問題------所有這些合攏起來形成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本質，這理論是1924年秋天，在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之後，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來的。不要急於工業化，不要與農民爭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護黨官僚的威權不受批評！農民的分化被斥為反對派的捏造。上面曾說過的雅可夫列夫不理會中央統計局，因為它的統計所表明富農的地位高於當局所滿意的，同時領導人鎮靜地說，商品的缺乏正在過去，「經濟發展即將以平和的速度進行」，糧食的徵集將來也會更「平穩」，等等。勢力加強了的富農拉著中農一起，對城市實行起糧食封鎖了。1928年1月，工人階級正面看見了走近前來的饑荒的身影。歷史知道怎樣開惡意的玩笑。就在這個月裡，當富農正扼住革命的喉嚨時，左派反對派的代表被投入監獄，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亞各地去，因為他們在富農這鬼怪面前「驚惶失措」。

　　政府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糧食封鎖是富農（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明目張膽的敵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說，出於普通的政治動機。但是富農很少傾向於那種「唯心主義」。假使他們藏起糧食，那是因為買賣對於他們無利可圖。因為同樣的理由，他們才能夠使很大部份的農民受他們的影響。簡單地鎮壓富農的破壞行動，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時，還在動搖中花掉不少時間。

　　李可夫，那時還是政府的首腦，在1928年7月宣佈：「發展個體農莊是……黨的主要任務。」而斯大林附和著說：「有些人以為個體農莊已經沒有用了，因此我們不應支持它……這些人與我們黨的路線毫無共同點。」不到一年之後，黨的路線與這些話毫無共同點了。「全部集體化」的曙光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新的方針正如從前的一樣，是憑經驗得來的，並且是經過政府聯盟內部暗鬥而決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於共同敵視反對派而聯合起來的，清除了反對派以後，這兩派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要加速到來。」------一年以前左派的綱領上曾這樣警告。事實果然如此。那正在解體的聯盟的領袖們，自然決不承認左派這個預測像許多其它預測一樣已經實現。遲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還公開宣告說：「有人說，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的偏向和對它調和的態度，現在是停止這種謠言的時候了。」那時，兩派都在試探黨機關的態度。被壓抑的黨，生活在隱秘的謠言和猜測中。可是不過幾個月後，官方的報刊就用它那從來不覺難為情的態度宣稱，政府的首腦李可夫「曾在蘇維埃政權的經濟的困難上投機」；共產國際的首腦布哈林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影響的傳導線」；全俄總工會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個可鄙的工聯主義者。這三個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員。儘管從前整個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現在布哈林卻能夠並不違背事實而責難斯大林，說他採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對派一部份的政綱來對右派鬥爭。

　　不管怎樣，到底是改變了。「發財吧！」這口號和富農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雖然太遲，可是因此受到更堅決的譴責了。工業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滿的無為主義，現在被一種手忙腳亂的驚慌所代替。半忘記了的列寧的口號，「趕上並超過」，在後面加上了「儘可能在最短的時期內」。最低限度主義的五年計劃，雖然已被黨代表大會在原則上批准了，讓位給一個新的計劃，這個新計劃的基本元素完全是從打垮了的左派反對派的政綱上抄過來的。第聶伯水電站，昨天還被人們比作留聲機，今天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後，人們又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來。喜出望外的經驗主義者現在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歷史上所常見的一樣，機會主義變成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儘管從1923到1928年政治局樂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龜步」哲學，現在輕輕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長率從20%提高到30%，企圖把每一個局部的和暫時的成就都變為一般的標準，而忽視了工業的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的關係。計劃中財政的缺額用印製紙幣來填補。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紙幣流通額從17億盧布增加到55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已經增加到84億盧布了。官僚不僅擺脫了群眾的政治監督（是群眾承受著這種強制工業化所造成的無法忍受的重擔），而且也擺脫了金盧布的自動監督作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已經奠定堅實基礎的貨幣制度，現在又從根動搖了。

　　主要的危險，不但是威脅到計劃的實現而且威脅到社會制度本身的，卻從農民方面出現。

　　1928年2月15日，全國人民吃驚地從《真理報》一篇社論上得知：農村的情況完全不是像當局一直所描寫的那樣，倒很像已被開除的左派反對派所說的。報刊昨天還否認富農的存在，今天，根據上面的信號，卻發現富農不僅在農村裡有，連黨內也有。事實表明，共產黨支部常常被富農份子佔據，這些富農擁有複雜的機器，雇用工人，對政府隱瞞幾百甚至幾千普特（1普特=16﹒3公斤------校者）的糧食，還狠狠地譴責「托洛斯主義」的政策。報紙爭先恐後地登載聳人聽聞的消息，暴露富農怎樣利用地方書記的職位拒絕貧農和雇農入黨。一切老標準都倒轉過來；負的和正的換了位置。

　　為了養活城市，必須即刻從富農手中取得每日的糧食。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沒收餘糧------不僅是富農的，還包括中農的------官方語言叫做「非常措施」。這說法應該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軌。可是農民並不相信這種好聽的話，而他們不信是對的。用暴力奪取糧食，使富農失去增加播種的興趣。雇農和貧農於是找不到工作。農業又一次走進死胡同，國家也是一樣。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修改「總路線」。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雖然仍舊主張個體農業要佔主要地位，現在開始強調必須較快地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了。但是因為迫切需要糧食，不容許停止對農村的軍事征討，那促進個體農莊的綱領只得懸在空中。必須「跌進」集體化去了。暫時徵收糧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發展成一個「消滅富農階級」的綱領。互相矛盾的命令接連下來，比糧食的配給還要多，可見政府對於農民問題不僅沒有五年計劃，連五月計劃也沒有。

　　按照糧食恐慌所逼迫出來的新計劃，集體農莊在五年之末大約包括20%的農戶。這個計劃是多麼龐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體化還不到1%，就十分明瞭了。然而，這計劃到五年過了一半的時候，卻遠遠落後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棄了他自己的動搖，宣佈個體農業已經終結。他說，「全鄉、全縣，甚至全省」的農民正在加入集體農莊。雅可夫列夫在兩年前還堅持集體農莊在以後許多年仍只是「農戶大海中的一些小島」，現在卻奉命以農業人民委員的身份去「消滅富農階級」，而且在「盡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體化。在1929年，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現在，任何人再也不會那樣愚蠢，去重複自由派那種胡說，以為集體化整個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許多歷史時代，農民在爭取土地的鬥爭中，有時起來暴動以反對地主，有時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開墾的地區，還有時奔向各種教派，因為這些教派答應拿天上的空地來補償農民在地下住處的狹窄。現在，沒收了大莊園並且實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後，要把這些小塊土地聯合成為大片，已成為農民、農業以及整個社會的生死問題。

　　然而，問題遠遠不是這種一般的歷史考慮所能夠解決的。集體化真正的可能性，並不決定於農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決定於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決定於現有的生產資源，亦即決定於工業向大規模的農業提供必要的機械的能力。這種物質的條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體農莊建立時所有的設備只適用於小規模的耕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過份快的集體化就帶有經濟冒險的性質。

　　由於沒有料到自己的政策這樣急遽轉變，政府對於新的路線連最起碼的政治準備也沒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僅農民群眾，就是地方政權機關，也不知道究竟向他們要求些甚麼。農民聽到謠言，說他們的牲畜和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