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1925—1926）

1925年夏天，为了抗议因帝国主义压迫工人而在上海爆发的“五.卅”惨案，爱国的工人、学生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一连串的罢工、罢学、罢市、排英日货的行动，而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久，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打击最深的，就是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由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比起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的影响力强大许多倍。

当时的广州是（已经与共党全作）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而在1925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更确定左派的工运目标，在统一团结香港和广东的各种工会，发动工人力量来支持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同时初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苏兆征、林伟民、邓中夏等为主脑人物，总部设在广州），这都成为后来省港大罢工在组织上、行动上、政策上的重要准备。

当上海“五.卅”惨案和各地爱国罢工消息传到广州时，各工会、农会、学生团体与左派当局立即在6月初举行示威游行，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亦准备在6月中，待广州左派政府平定滇桂军叛乱后，发动省港两地爱国大罢工，至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所组织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在广州成立，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首先领导的就是海员工人（他们是1922年罢工的胜利者亦是苏兆征、林伟民的追随者），当晚电车工会亦参加罢工，这时香港对外和市内的交通开始陷于瘫痪，印刷工人、洋务工人、码头工人、煤炭、邮务、清洁、土木、洗衣、旅业、油漆、食品、煤气、电器等各行业工会的工人积极支持参加。两星期内，整个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都发动起来，罢工人数有25万人，而其中大部分都陆续回到广州，至7月7日已有20万人，部分返回广东各地乡村。全港工团委员会在6月21日发表罢工宣言，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向香港政府当局提出六项要求，争取华人的政治权利、法律平等、劳工法保障、和减租25%等。

广州工界方面亦取行动，6月21日广州的沙面岛（英、法两国租界所在地）的华工3,000人罢工离开沙面，成立“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同时在广州市内为英日美法外商洋行、外人住宅服务的工人亦纷纷参加罢工，同时对沙面实行封锁，组织罢工纠察队维持，不准船艇货物人口出入，而在沙面工人罢工后，英法租界当局即下令戒严，广州港内英法军舰上水兵在6月月22日登陆沙面防守，如临大敌。

香港和广州的罢工工行动成为广州各界联合爱国活动的基础，广东对外协会在6月3日举行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省港罢工工人的示威游行，各界群众与五万多人出席，下午一时半，示威游行开始，队伍按照工农学商军顺次排列，有秩序进行，由东较场出发至西瓜团散队。下午二时四十分，当岭南大学等队伍行至沙基西桥时，沙面方面突然向对岸的游行队伍开火，华界内的群众走避不及，共死52人，伤117人，造成了“六.二三.沙基惨案”，这是继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五.卅”惨案后，在中国领土上又一次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暴力压迫，更加激起广东和全国人民的爱国反帝愤慨，罢工封锁行动则更进入高潮，罢工工人纷纷由香港回广州，准备作长期斗争。

为了更有效的发挥罢工工人力量，罢工的领导人建立了一具规模的罢工组织，7月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一个以苏兆征为首的13人委员会组成（香港工界代表7人，广州工界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2人），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学校，医院，宣传部，水陆调查队，劝捐处，筑路委员会，及后来加设的法制局，骑船队，审查仇货委员会，验货处，北伐运输委员会等单位，而最高决策机构则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代表800多名组成，代表大会会议时，罢工工人都可以出席旁听，自1925年7月15日首次代表大会以来，每隔一天便举行一次，风雨不改，历次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总共通过了283项决议案。而有关罢工排英货封锁香港沙面等重大事情都经代表大会集体讨论通过，一方面保证罢工的各种政策措施都能够民主决定和顺利贯彻执行，同时亦保证罢工工人的团结合作，对罢工委员会的各单位作出有效的监督，宣传部在罢工期内出版了“工人之路”期刊，发行量达一万份，并时常印发各种宣言，传单，画册，和小册子，宣传罢工意识，进行爱国教育，并举办各种训练班给罢工工人及子弟学习政治时事，组织宣传队到各地活动，使罢工反帝斗争口号深入人心。

在经济支持方面，这一批罢工工人的食宿和活动花费颇巨，每天达七、八千元，一部分是国内工会各界和海外华侨的捐助，一部分是违反罢工排货的罚款及拍卖充公货品，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广州当局的拨款（占了罢工委员会由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止支出500万元中的280万元），而广州政府则靠特别的租金附加税，商业附加税来筹措这笔罢工经费，可见这次爱国罢工杯葛运动是受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州政府大力支持。

在实际执行上，罢工委员会拥有一强大有力的纠察队，负责维持罢工工人纪律，封锁香港沙面交通，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破坏者。工人纠察队共编成五大队，下有四以队，每支队下有三小队，每小队设三班，每班12人，到1925年8月已组成32支队，每支队125人，共二千多人，其中部分有武器，并由黄埔军校军官训练，后来增加了一支由12艘小船组成的缉私舰队，随着广州国民政府势力的扩张，罢工纠察队的活动范围亦由广州市珠江口伸展至全省沿海各县，而罢工期内纠察队员因公殉职的有120多人，这队伍可算中国工人革命武装的一个先例。

随着罢工活动的展开，整个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亦渐明显，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变成集中力量，“单独对英”，当香港工人开始罢工行动后，香港政府实施对广州封锁，禁止粮食，金银纸币出口，广州方面亦宣布对香港封锁，不供应食粮，禁止一切交通来往，抵制所有英货，不准英藉轮船出入，广东对外出入口均不经香港，不用英轮运载，而外国商船如停泊香港亦不准往来广东，八月中罢工委员会实施“特许证”入口制度，总之广东境内，凡非英货，非英轮，非输往、或途经香港者，均可自由贸易往来。这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在华利益不一致，内部矛盾日深，故可拆散帝国主义之联合，一方面争取外界支持和同情，促进广州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集中力量来拒抗香港和英帝国主义势力，同时亦可用这爱国罢工杯葛运动来把广东民众发展成为一个各社会阶层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广东则变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根据地，所以那廿多万罢工工人亦变成了左派的民众动员，制造政治高潮气氛的重要生力军。当时“工农商学大联合”等口号在广州流行一时，而广州商界的支持亦有助于对英杯葛的成功。

“单独对英”罢工政策的有效执行，使到广州脱离历来在经济上受香港的控制而达到空前的繁荣，本来香港是华南对外出入口的最主要商港，“单独对英”的政策实施，各国轮船公司改变航线，不经香港，直接由海外通航广州，而一些原在香港经营的外商洋行亦迁往广州经营，连在沙面的外商亦迁出租界至广州市区恢复营业。至1925年11月由香港或沙面迁到广州内的外国商号共80多间，而广州对沿岸各商埠或外洋的航线纲亦打通了，尤以上海广州间直接班次最密，有十多间公司的输船行走，广州与黄埔间之港口每日平均有外洋船30艘停泊，出入口行业当然生意大增，同时华资工业和手工业亦大加发展，取代英货地位。总之广州经济繁荣可由广州海关税收可见，1924年7月为229,523两银，1926年1月为422,971两,比罢工前增加八成。

不过香港的情况与广州刚好相反，在罢工封锁双重打击之下，社会和经济都陷于一片混乱和空前困境，街道堆积垃圾，市内交通停顿，对外交通接近完全断绝，粮食短绌，食物价格暴涨，政府要限制居民的柴米购买量，许多一般食用物品根本无货供应，在这“臭港”“饿港”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佣人罢工离去的洋人家庭）实在狼狈万分。

商业方面，则市面萧条，由于海员、码头搬运、海陆理货和机器行业工人罢工，大批输船停滞港内，货物出入不得，商号店铺纷纷停业，报纸停刊，股票价格暴跌，而股市交易所被逼停业（连汇丰银行的股票亦大幅下降），总之商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引起银行挤提风潮，政府又要限制市民提款和金银出口。至1925年底，香港有3,000多宗商行倒闭破产案，七间银行停业，香港的币值亦不断贬值（与广州货币比换价由每百元高出30元跌至每百元高出18元，为历年来所罕见）。此外因罢工工人和华藉居民纷纷离去，一直以来严重的房屋问题变为到处有空屋，而屋租和地价亦不断跌落（有些低至原价三分之一）。

香港政府的财政收支亦因罢工封锁而陷入困境，1921到1923年间每年溢余约200万至370万元，但在1925、1926年则出现了大量赤字，商场不景而税收卖地减少，但应付罢工封锁而支出激增，1925年度出超赤字在500万元以上，1926年在240万元左右。情况之差，要由伦敦英政府借款300万镑帮助香港渡过难关，如果连贸易上、工业上、金融上、和罢工工人工资等损失一起计算在内，则这省港大罢工每日起码令到香港损失400万元。香港不只本身遭受空前的经济危机，更失去作为华南转口港金融交通中心的地位，在社会方面，心理上、声誉上、政治上对香港当局的打击，则难以用统计数字来表达了。而英国在华南贸易的利益亦被严重破坏，例如在1924年平均每月有160至200艘英国轮船出入广州，罢工爆发后，英轮在华南的交通货运几乎完全由其他外国轮船取代，罢工期间，英货轮入广东全省只及平时10%，而英货出口到中国全国都大幅下降，由1924年的18,900万元降到1925年的14.000万元，英货在中国全国外货入口总价所占比率由1924年的12.4%跌至1925年的9.8%，1926年的10.3%，可知这次由“五.卅”惨案引起的全国性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省港大罢工，对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有严重而彻底的打击，英方在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声誉都一落千丈。

在省港大罢工的压力下，英方和香港当局初时是维持强硬态度，但时间一久，社会和经济方面损失日渐重大而处尴尬地步，转而寻求破坏和软化罢工的各种办法（甚至希望可推翻广州的左派革命政权，以图消除大罢工的支柱），这些办法无效之后，英方最后希望通过用华商间私人和正式官方谈判交涉来结束罢工封锁，但因有广州左派政府的大力支持，罢工委员会不肯随便让步，坚持基本上属￿政治性的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解决上海、沙基等地的惨案，为罢工工人复员作保障等），而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整个大罢工封锁运动由1925年夏维持至1926年秋天，其中经历了广州政局的左右派斗争，为左派的国民革命联合阵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群众基础，使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1926年5月）和香港各工会的团结统一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亦加强了广东的革命气氛，有助于在1926年7月北伐的出师北上。

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需要人力、财力、政治和外交上集中力量应付军阀，要结束香港大罢工，罢工委员会代表，广州政府代表和英方代表在1926年7月举行中英谈判，但双方条件距离太远而破裂，到9月时，北伐军到湖北，革命政府亦准备北迁，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在10月10日国庆日结束罢工封锁，而广州当局宣布征收入口货品附加税2.5%至5%，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罢工工人善后费用，至此，坚了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正式终止，虽然未能完全消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但罢工工人始终对敌人不妥协，对英在华和在香港的利益严重打击，动员了省港劳工界作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使当时广东工运蓬勃发展，而工人们在罢工里对组织、执行、宣传等事，均取得经验，有重大的进步，故此省港大罢工亦可算胜利收场，为中国工运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陈明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