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最后斗争

 

[法]莫希·莱文  著

叶  林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极端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叫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个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于是他就不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全集》，

中文版，第七卷，第468—469页。

 

“有些共产党员以为，可以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作那还没有完成和作得不对的事情，就能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耽于错觉，也不悲观大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久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政治家的短评》：《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77页。

 

译者的话

英国伯明翰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历史学专家莫希·莱文博士是法籍苏联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波兰的威尔诺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曾在苏联国内工作并曾参加苏联红军。他在移居西方之后，曾在法国、以色列、英国和美国一些学术机关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是当代颇有影响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集体化研究》、《二十年代俄国的大论战》、《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等。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他的法文和英文本《列宁的最后斗争》出版以来，引起各国学术界和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们的广泛重视。七十年代以后，许多研究俄国革命及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专著都纷纷引用莱文的这部著作。英国专家马塞尔·利布曼在所著《列宁自己的列宁主义》一书中说，一位政治历史学家要想弄清楚列宁生命的最后岁月的“悲剧性遭遇”，可以进行富有意义的探讨，这就是为什么莫希·莱文的《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具有如此高度价值的缘故。日本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菊地昌典不久前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提到，《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由此在日本学者中也开始注意到列宁晚年同斯大林的对立。美国学者鲁塞尔·布洛克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一书中多次提到了莱文的这本著作，他对这个主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述。他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挑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汇编在一起。意在用第一手原始材料说明列宁晚年的斗争。

莱文的这著作是以传记体裁撰写的，是一本研究列宁政治生命最后一年的思想与活动的专著。他在谈到写作本书的动机时写道：“对列宁和他在最后一年的思想的这种研究，当然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事。从二十年代托洛茨基所披露的材料，以及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布列宁的‘遗嘱’而引起的反响，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领会了许多东西。但是，最近苏联公布的材料（指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2期刊登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宁的的值班秘书的日志”——译者)，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弄清楚列宁卧病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最后时期的政治思想，并进而对其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的确，读者从莱文的书里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个主题的研究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读了这部著作，人们不能不感到，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提出的挑战是相当尖锐的。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列宁的事业是否当真象这些学者所认定的那样，是一场所谓“伟大的革命悲剧”呢?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究竟发现俄国革命事业中存在着哪些重大矛盾？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异同何在，斯大林思想的产生以及斯大林晚期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否应追溯到列宁的“原罪”？列宁最后所作的斗争和谋划的种种改革，其实质和目的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他们对当时问题的原则性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理论界和共运史研究界的重要课题。

苏联历史学界和理论界对这些问题长时期来一直不作正面深入分析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苏共党史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都一再地改写。而《列宁全集》五十五卷本俄文第五版的问世，又发表了过去从未公布过的大量新资料。从这些文献资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在他的晚年确实非带敏锐地察觉到，在苏维埃俄国的革命事业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矛盾和现实问题。因此，他在和疾病作坚强斗争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着艰苦复杂的斗争。这些材料在国外引起的反映是非常强烈的。对于这一点，苏联理论界当然不会不注意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作直接答辩。一九七五年苏联出版了一本题为《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反对民族主义斗争的文件资料集》，一九八Ｏ年又出版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关于监察工作与执行情况的检查的文件资料集》(两卷本)，另外还出版了其它一系列有关当时历史背景的文件资料汇编专集，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提出的《列宁的最后斗争》问题的间接答复吧。因为前面这两个主题正是莱文和布洛克等人所提出的列宁晚期实行改革和进行斗争的两个重要方面。

按照莱文的分析，列宁晚年问斯大林等人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官僚制与民主问题及苏维埃国家与民族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的。莱文根据他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作了具体叙述，以他个人的观点作出了评论。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到次年的三月之间，因为在此之后，列宁第三次中风并从此结束了他的实际政治活动。

“列宁的最后斗争”，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莱文的这个主题原是引用列宁自己在他最后一次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着重提出过的一个口号：“我们的确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将进行‘最后的斗争’，这里没有什么政治的或其它的道路可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43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可是在莱文那里，这个斗争含义就很不相同了。其实质也可以说是列宁晚年为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和向妨碍俄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展的一切有害现象而进行的斗争。

莱文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比以前其它有关的著作更加明确、更加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至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否符合于历史，他的结论究竟有多少道理，我们相信，我国读者在充分研究了足够的原始材料和有关的评论文献之后，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当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莱文的分析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他是从“病理学家”的立场出发的，他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历史课题本身，而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作者着重对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作了评介，而对那些表面现象的内在原因和实质性的问题则剖析得不够，容易使读者得出不确切的结论。对此，我们既不应该对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应该有什么误解。

本书全文共分十章，另外还附有简明大事年表和附录文件十种，其叫，有的对于我国读者说来可能还是新译出的资料。此外，鲁塞尔·布洛克的《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算是本专著的补篇。后者偏重于原始资料的汇集，作者只用较小篇幅对他的文件汇编加上一篇导论和各章节的简短引言。为了使我国读者研究这个问题时得到更多的线索，我们把布洛克书中的目录、导论和各章的引言作为“补编”增列于本书附录之后。布洛克的导论的译者是张京问志，重新发表时曾作了校订。

叶  林

1982年2月9日  

      

前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大量左翼专政政体，这类国家的唯一先驱就是苏联，它现在正在庆祝其五十周年纪念。对于那些不厌其烦地想要彻底了解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及其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变迁所产生影响的新国家来说，毫无疑问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是很有教益的。因此，苏联在一九二九——一九三Ｏ年期间所创办的“农工联合企业”的失败，预示着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失败。而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试图开展他的农业城计划时，他是同一种浮夸狂的牺牲者。可是，除了少数苏联著作者之外，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专家们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多么单纯地富于经济和社会教训，而他们却很少从这些认识获得教益。关于苏联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或多或少模糊不清，只有少数学者的专著中偶而涉及。看来苏联统治阶层的杰出人物也并不象是很了解本国的历史——除去那些曾经亲身参与其事的少数人以外——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来说，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总想把它们的历史当作一种国家机密。这些领袖们似乎相信，有关过去层出不穷的失败悲剧的知识对于那些担负建设未来职责者说来，是一种消极的因素。然而实际上对历史一无所知比起把历史事实公诸于世并加以分析来说，肯定会更加不利于向前看的态度。但是，既然历史只有经过官方允许才能予以公布，那么它当然就会仍然模糊不清，因为看来科学信条被国家垄断所沾污了。

对列宁和他在最后一年的思想的这种研究，当然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事。从二十年代托洛茨基所披露的材料，以及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布列宁的“遗嘱”而引起的反响，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领会了许多东西。但是，最近苏联公布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弄清楚列宁卧病期间党内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最后时期的政治思想，并进而对其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在我们引用的文件资料来源中，有三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最新版的《列宁全集》即俄文第五版，不仅比以前各版更加全备，并且附有大量重要的注释，第二，列宁的私人秘书之一的福齐耶娃的回忆录；第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期间的“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于一九六三年第一次由一个苏联历史杂志予以公布。[①]这些笔记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格式而论，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本包括四栏格式的笔记本，载明日期、秘书姓名、列宁所作指示以及对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况，最后一栏还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当天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这个记录上逐日记载了列宁所作的约会、他的通信，甚至还有他最轻微的动作和姿态。这个报导说明了列宁的工作方法，但开始它并没有提供什么特殊惊人的揭示。可是，不久就越来越清楚了，列宁的工作进度越来越慢下来，他再也不经常来到他的办公室，而只是宁可把—位秘书召到他的私寓进行口授。他的健康状况不断垮下来，他的医生让他尽少工作并多在乡间休息，不要出席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局的一些会议。1922年12月13日在和捷尔任斯基作了—次重要会唔之后，列宁的病又曾两度严重发作，因而终于不得不听从他的医生的嘱咐放下工作，卧床休息。在这个关头，“日志”开始变得十分精彩。当列宁把秘书叫来以便作出指示和口授时，他们细心谨慎地观察他，把他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都记录在“日志”上。列宁被限制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寓所的一间小屋子的卧床上，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了，所以几乎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不过问一切政治活动。医生们对这一点的嘱咐是很严格的，由于政治局的决定更加强了对医嘱的执行。

可是不管“日志”的记载多么零散片段，还是可以说明列宁虽然瘫痪了，并且毫无疑问确知自己的末日为期不远，不仅在同肉体的衰亡作斗争，而且．还在同他的党内领导作斗争。他竭力试图对国家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制订出一套行动计划，并力图劝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接受这个计划。这个并不是根据政治局成员们的要求所作的计划包括有对政府工作方法、在人事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目的任务方面的重大变革。政治局的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

依靠少数几位妇女——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尼奇娜和三、四位秘书，主要是福齐耶娃和沃洛迪切娃，列宁坚持不懈地要弄到他所需要的档案材料。他告诉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向他们建议采取特殊行动方式；他在寻求同盟者，并向各方领袖吐露他的意见，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间接办法转弯抹角来进行；他草拟下—次党代表大会的长篇报告和准备发布的文件，因为他终于从医生和政治局方面获得允许，继续自己的某些活动。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是在秘密进行的。依靠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帮助，列宁可以说在进行一场密谋，以保证他终身事业的未来成就。用列宁自己的话说，这个“密谋”的中心包括一项秘密组成的特别使团调查格鲁吉亚的某些事件，因为有党内的几位领导人物牵连在内。“日志”对这个事件的记载使我们能够详细地把它串连起来，这些细节揭示出或者得以判定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三位领袖之间的个人和政治关系的实况。这些记录也使我们得以了解象列宁那样的重病患者所作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它们也能帮忙我们感觉到列宁的存在、他的各种感受的锐敏、他的个性的坚强和他那笑容的可掬。

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感到有些事是传记仲裁记事所难以表达的。有些历史学家们往往提到由于一种“理智的危机”，因而列宁可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在尝试着手策划—场“苦迭打”式的宫廷政变，进行一场维护他自己的事业成果的变革，那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悲剧。因为他认为他可能看到自己关于解放群众的理想将在眼前毁于—旦，他感到自己业已丧失对事件的全部控制力，这是由于在他的肉体生命中的一件意外和难以挽回的政治现实不幸地偶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相应比方我们将有机会重新探讨这些假设。

在列宁患病期间苏联政权所处的情况和列宁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有教益的。因而我们将要碰到一些超出—本传记范围的争论问题。列宁试图使他曾经致力建立的政权具有一个适当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制订出既能适合于这个结构也能适应革命的最终目的的一套管理方法，其结果就是新经济政策。他试图搞出一种新的模式，对于专政机器富有生机和效率的模式。他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专政领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问题。在苏维埃类型政体和在发展一个落后国家所建立的专政的最初阶段，这三个基本问题总是互相依存的。

列宁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为推动经济所必需的两种势力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也就是各种自发势力即农民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国有的集中化和或多或少计划化的部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而后者是作为一种总方向的整体经济所必需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就是“市场”和“计划”两难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尽管农民小私有者和资本主义类型的中等阶级业已消失了，但在苏联领袖们的头脑中这还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发现这两种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只要它们能够以和谐的方式同时加以调剂的话，它们还是能互为补充的。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专政国家的职能问题，将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重视。在起初的时候，建立专政的目的是完成发展国家的使命，并建立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而这正是革命所要争取的原则。但是专政国家却由于其本身的规律和利益而总是会变成一种僵化的机体；它也可能变成有背于其原来宗旨的歪曲物，它也可能溢出其创建者的控制范围，而至少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使得群众的期望归于破灭。这个工具本身就会变成目的。本来旨在促进自由而建立起来的强制体系可能会变成一部镇压的机器，而不是成为在国家机器之外提供权力份额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每一个试图以有效的方式执行往往为群众不乐于接受的艰巨任务的国家，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一个享有特权的干部整体，他们享有一定的优惠以及物质和政治的特权。如果这些特权不受社会和经济现实的严格限制，那么不久它们就会变成极为危险并有碍于发展。

权力和优惠总是有使人们堕落腐化的危险的。从革命中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和行政者，尽管他们往往是勇敢有识、富于理想和献身革命事业的杰出人物，但他们总不免更加重视谋取他们的特权，而不是重视公正对待这些特权的职能，尤其是如果他们处于大批新的行政者当中——这些人既没有创始人那样的水平也没有那样的价值观念——被孤立起来的时候，就更加如此。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堕落和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杰出人物的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程度，以及某些制度上的保证才是积极的因素。在这些条件下最好是重新提及列宁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戒律，要他们保持“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并且总是准备“从头开始”（见本书扉页内题词——译者)；他们必须永不丧失其批评精神，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志愿重新再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他们原来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含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之后，我们在下面分析“列宁的最后斗争”的篇幅中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提供进行这样探讨所必需的材料。

 

大事年表

1918年初夏    国内战争（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1920年12月

1921年

3月    宣布新经济政策（以征税取代粮食征集制，最初征收实物税，后改为货币税)。

12月    列宁患病。

1922年

1月至2月    列宁获得政治局批准给予六周的补充病假。

3月3日    第—次致函加米涅夫，反对任何削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企图。

3月6日一    由于健康不良获得新的长假。

3月25日

3月27日一    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4月2日

4月23日    列宁住院动手术，取出1918年8月社会革命党人范雅·卡普兰向他行刺开枪留在体内的两颗子弹之一

5月15日    写信给斯大林，建议由政治局作出决议，重申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原则不容更改。斯大林予以抗拒。

5月22日    政治局采纳了列宁提出的有关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的要求。

5月25日    列宁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

6月中旬    列宁的健康状况好转。

8月10日    决定召集一次研究处理苏维埃各共和国关系的委员会。

8月11日    委员会研究并采纳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

8月21日    列宁就工农检查院问题同斯大林谈话，次日写信给工农检查院领导人批评这个机构的工作。

9月15日    斯大林的计划遭到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断然否决。

9月22日    列宁要求斯大林就有关各共和国之间关系问题的决定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9月24一    斯大林的委员会重新召集并采纳了斯大林的比较25日             明确的“自治化”计划

9月25日    斯大林把共和国关系委员会工作的档案材料交给列宁。

9月26日    列宁约请斯大林就各共和国统一问题面谈。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提出他自己的方案：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

9月27日    列宁接见穆迪瓦尼就统一计划进行会谈。斯大林在写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

9月28一    列宁分别约见奥尔忠尼启泽、格鲁吉亚吉央委员30日             会的三位委员以及阿塞拜疆的米雅斯尼柯夫，讨论

    统一问题。   

10月2日     列宁从哥尔克村回到城里在克里姆林宫工作。

10月6日   政治局会议（列宁缺席）决定限制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范围，列宁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被采纳；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表明他将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斗争。

10月11日    列宁会见托洛茨基。他们讨论对外贸易垄断以及为共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

10月13日    列宁写信给斯大林就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予以订正。

10月21日    列宁指责格鲁吉亚人拒绝接受泛高加索联联盟计划。

10月22日    格鲁吉亚中央委员集体辞职。

11月上半月    莫斯科收到从格鲁吉亚纷纷寄来的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控诉书。

列宁收到柯·马·秦查泽的来信，并引起对格鲁吉亚出现的斯大林一奥尔忠尼启泽路线的猜疑。

11月5日一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2月5日

11月13日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1月20日    列宁发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会议上)。

11月24日    列宁出于猜疑对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拒绝表态。

11月25日    政治局批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这个委员会名单；委员会出发前往第比利斯。

11月底    “意外事件”：奥尔忠尼启泽殴打穆迪瓦尼的支持者卡巴尼泽。

12月7日一    列宁在高尔克村休假。

12日

12月9日    李可夫从格鲁吉亚归来，会见列宁。

12月12日    建议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维护他们的共同意见。

12月12—    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列宁的建议及托洛茨基的主张

15日             交换信件

12月13日    列宁经受两次严重中风。

12月15日    列宁写信给斯大林告知他“已经作了必要安排，可以离去了”，[②]并已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后者将维护他们的共同立场。

12月18日   中央委员会会议撤销以前的决定并重申采纳列宁-托洛茨基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主张；中央委员会指定斯大林负责监护列宁的医疗工作。

12月21日   列宁在一份短信中祝贺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胜利。

12月22日   斯大林指责克鲁普斯卡娅接受列宁的口授写了一封信。

12月22—   列宁再度瘫痪半身不遂。

23日之夜

12月23日   列宁要求医生准许他口授某些札记。

12月24日   列宁宣称如不允许他口授他的“日记，他将拒绝接受医生对他的治疗。政治局给予批准。

12月23—31日   列宁口授他的记录，即被称为他的“遗嘱”。十二月三十至三十一日口授有关民族问题和格鲁吉亚问题的备忘录是这些记录的最后一件，后面附有关于斯大林的补充意见。

12月30日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923年

 

1月至2月   列宁口授五篇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月4日   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增列撤换斯大林的建议。

1月24日   列宁要求调阅捷尔任斯基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档案。政治局感到难以处理。

1月25日   政治局同意捷尔任斯基主持的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结论，这个结论左袒奥尔忠尼启泽而指责穆迪瓦尼和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

2月1日   政治局对列宁的要求作出让步，并把委员会的文件送交给他。列宁要他的秘书把这些材料念给他听并指示处理办法。

3月3日   列宁的私人调查团把格鲁吉亚专案调查结果送交给他。

3月5日    致书托洛茨基，要求他用两人的名义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维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于同日复函。列宁开始口授一信给斯大林。

3月6日   列宁授完写给斯大林的信，要求斯大林就他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表示道歉。又致书格鲁吉亚人穆迪瓦尼和他的朋友们，声明列宁站在他们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

加米涅夫从克鲁普斯卡娅处获悉，列宁要在政治上整垮斯大林。列宁的健康急剧恶化。

3月10日   列宁又一次中风半身瘫痪使他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活动从此完结。

1924年

 

1月21日   列宁辞世。

 

一、一种悬空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