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苏共党内工会问题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的政治内容里，现已被倾倒了这么多的垃圾，因此，对于将来搞清事实真相的历史学家，我不会感到妒忌。（1）
托洛茨基
布党原定的政策——工会成为国家机关
“挑起争论、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的急先锋是托洛茨基”。（2）斯大林的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苏共历史上工会问题争论的真相吧。
工会问题的争论，并非是在1920年11月3日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讲话“挑起争论”的，工会问题的争论早在1917年底就已发生了。
工会组织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为了争取、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结合组织为工会。工会的对立物就是资产阶级，工会的任务是明确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由资本主义国家变为工人国家的时候，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任务、作用和地位应该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为工人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课题之一。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了《国家与革命》，就是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工人国家的问题。列宁以巴黎公社作为未来工人国家的蓝图，未来社会是劳动者的联合体。工人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参加生产管理、工业管理，工会成为国家机构，工会国家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列宁说，工会的组织同国家机关合并起来，“这在理论上我们也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筹划好了。”（3）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就提出工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的初步措施。十月革命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4日通过“工人监督条例”。条例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生产协作社等企业中，对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储藏，以及对企业的财务实行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厂会议等等来实行”。“在大城市、省或工业区成立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它作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由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其他工人委员会以及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18-19页）“工人监督”就成为工会的任务，而工人监督的机关又是属于国家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
1918年6月，所有的工厂企业及铁路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之后，工人监督机构转变为管理机构。工人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基层管理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是工会的基层单位。工会的任务也就从监督生产转变为管理生产，工会也就成为管理生产的国家机关。
十月革命后，仍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的索·阿·洛佐夫斯基，第一个反对工会承担国家的职能。他在1917年11月4日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了声明。他否认“工会有责任承担国家的职能”。12月3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开除洛佐夫斯基党籍的议案。（4）从这件事情上便可看到工会国家化早就已经是俄共的重要决策。
紧接着，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地位问题发生争论的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争论。1918年1月7日──1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工会应该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无产阶级独立组织，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会应当成为国家组织的议案。经过辩论，大家通过决议：“目前，工会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到组织经济方面。工会是按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它应当担负起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被破坏了的生产力的主要工作。积极参加调节生产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组织工人监督，登记和分配劳动力，组织城乡之间的交换，积极参加工业的复原工作，同怠工现象作斗争，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日益发展的工会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机关，应当同实现经济生活的新原则的其他组织并列地进行工作。”（5）这样，苏俄工会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正式确定了工人国家的工会性质是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提及到这次争论的时候，阐明了工人国家的工会的作用、地位和任务。他说：“昨天，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和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昨天的口号是不信任国家，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今天，国家已经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6）
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27——7月2日）上讲话，认为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统治阶级主要的国家基层机构”。（7）工厂委员会是工会基层的组织，也就是说工会应该成为国家机构。
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报告，指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向大会提出“工会国家化”的议案，“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然要国家化，工会必然要和国家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事业必然要转到工会手里”，但是，目前，“工会还不能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不能立即把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现在每个社会主义化的企业，每个部分都有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再走很多步“然后才能说，劳动者的工会完全和整个国家机构合并起来了。这要到工人把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8）
1919年2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工会在直接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从自己的组织中分出一部分而组成国家机关时，应当利用这一工作，通过吸收自己组织和广大工人参加的办法来教育和培养他们不仅去管理生产，而且去管理整个国家机构”。（9）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纲，把工会国家化写进党纲里。按照党纲，工会发展方向是逐渐变成包括全体劳动者的生产联合组织，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劳动者的生产联合体。那时，工会代替国家成为联合体，工会本身演变为生产联合体而消亡了。而现在呢，工会已经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工业管理，工会应当进一步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10）
列宁所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就有：“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11）。
工会国家化不仅是历届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发展方向，而且成为党的纲领的社会主义政策。那时，在党内没有人反对工会国家化的政策。而工会国家化变已逐步地在实行。工会国家化问题在党内并没有争论，发生争论的是与工会工作有关的管理制度问题——集体管理制（12）还是一长制，以及劳动军事化问题。
工会问题的争论最初是管理制度问题
1918年初，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指望得到长期的和平建设，把和平建设的任务摆到了首要地位。那时各方面的秩序还未走上轨道，纪律松弛、生产运输各部门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克服过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一长制、集中制和加强纪律。共产党在一系列决议中强调的首要任务就是贯彻劳动纪律和一长制。从1918年春开始，在国营企业和经济部门由集体管理制向一长制过渡。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在铁路运输管理首先实行集中化、一长制和严格的劳动纪律。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一长制和集中制，反对运用资产阶级专家。特别是各个工会委员会反对一长制，坚持集体领导制。
左派共产主义者指出“以资本家专家参与重要工作和官僚主义集中化原则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必然是“建立这样一种劳工政策，那就是要在自愿遵守纪律的借口下重建工人的严密组织。这种官样形式自然会导向官僚主义的集体化，各种特派专员的统治，地方苏维埃失其独立性，实际上是摒弃自下而上的管理”。（13）
1918年5月26——6月4日举行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列宁方面的人展开剧烈的争论。列宁在发言中指出，劳动的纪律是劳动者亲自制定的纪律。工会首先解决这个劳动纪律的任务。列宁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依赖科学技术知识，任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必要的。
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在许多省级地方代表的支持下，要求“实行工人管理……不但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自下而上地也是如此。”他们要求工业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应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
反对集中管理的还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决议申明要进一步实行普遍的国有化，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1919年底，战争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济建设问题又被提到主要的地位。关于工业企业管理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以及军事化的争论又展开了。
1919年12月16日，托洛茨基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他的《关于从战争转入和平时期的提纲》。提纲的重点是“劳动军事化”。本来托洛茨基的提纲打算只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讨论不予外传。可是，布哈林却把托洛茨基的提纲发表在12月17日的《真理报》，引起了公众的议论纷纷。托洛茨基的“劳动军事化”是针对当时工人普遍“逃跑现象”而提出的。自从1918年以来，粮食非常缺乏，其他生活用品也非常缺乏。工人从工作中领得的微薄口粮，工人自己本人吃不饱，更无法养家活口。因此，许多工人不安心工作，四处寻找零工或其他能挣得多一点粮食的工作。工人擅自离开工厂到处去找工作，甚至往外地去找工作的“逃跑现象”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工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工厂，当然是打乱了生产秩序，工厂生产就难得正常进行。托洛茨基见到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收不到效果，于是提出劳动军事化。军队士兵开小差，军队就把他作为逃兵处理，工人“逃跑”离开工作岗位就要给予惩罚。比如：公布逃跑人名单，提出警告；或者编入工人惩罚队，甚至关进集中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劳动军事化”。诚然，这并不是好办法；使工人安心工作，还应从根本上去解决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口粮数量问题。
列宁支持“劳动军事化”
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在大会上发言，反对一长制、集中制，坚持要集体领导制的民主集中制。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意见。
1920年1月12日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反对列宁提出的生产管理一长制原则。会议认为一长制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把工人排除出生产管理之外，一长制是使资产阶级专家专权。在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要求党团会议接受劳动军事化的建议，又为会议的多数代表所否决（在60多个代表中只有二人支持他们）。
1920年1月23-29日召开的全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集体管理制“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在组织形式已经确定、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军队的经验向我们说明了，管理组织怎样从初级形式的集体管理制有规律地发展到一长制。现在，那里至少已经有十之五的机关实行一长制了”。。“照总的趋势看来，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随后，列宁指出集体管理制的缺点。在会上，列宁还指出“我们必须建立劳动军”。他说“在从国内战争过渡到新任务经济建设任务时，我们应当把一切投入劳动战线，应该用最大的努力，像作战那样果断地、没有丝毫犹豫地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条战线上……把劳动军建立起来，把工农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14）大会没有接受列宁的意见，以多数票通过“建立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
党的、工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形成“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等都维护集体管理制。支持他们的有托姆斯基、李可夫、安谢·布勃诺夫等人。党的莫斯科省委员会赞成集体管理制而反对一长制。在哈尔科夫省的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一长制的决议，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3月17-23日），表决关于生产管理方法的议案时，赞成集体管理制或一长制的票数各半。（15）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工会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民主集中派就已形成反对派，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的党中央的政策。反对派要求工会独立领导工业、管理工业生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反对一长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集中制；反对经济军事化、劳动军事化。
1920年3月2日，俄共中央发出为筹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指出，大会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尤其是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机关的工人化的办法、方式和效果问题，把实际经验带来大会。
1920年3月10日的《经济生活报》发表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托姆斯基准备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论工会的任务》提纲。提纲坚持集体管理制：“现时所实行的由集体（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到工厂管理委员会为止）来管理工业的原则，是建立调节工业和管理工业的机关时唯一能够保证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通过工会参加管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经最高国民经济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或有关工会中央委员会双方同意，才能准许个别企业在工会及其机关监督一长制管理人员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下实行一长制管理”。（16）托姆斯基的普遍实行集体管理制和列宁的普遍实行一长制的主张是恰恰相反的。
3月15日召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讨论托姆斯基的提纲。列宁在会上多次发言，批评托姆斯基并提出修改意见，列宁坚持经济企业管理实行一长制。但是，党团会议大多数人没有接受列宁的意见，而通过了托姆斯基的提纲。党团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各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不受地方党组织的监督，而直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团领导。这个决议为俄共中央组织局所否决，未能实行。
同一天，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克列斯廷斯基向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所有成员建议，不要在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为集体管理制作辩护的报告，因为他们的立场与党中央委员会一长制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成员在自己内部会议上声明，对这种解释党的纪律的方式表示坚决抗议，并请俄共中央委员会允许他们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公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决议。3月1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政治局作出决议，认为这是破坏党的纪律，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撤销他们要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公布党团决议的决定。（17）
3月23日《经济生活报》发表了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三人联名的《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提出委员制（即集体管理制、集体领导制）是管理的主要原则，反对实行普遍的一长制，反对党和苏维埃军事化，反对扩大军事化。
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管理制度问题的争论
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内的各个反对派，密锣紧鼓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对管理制度问题进行大辩论了。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4月5日召开。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布哈林作《关于工会和工会组织问题》的报告，大会围绕这三个报告进行讨论。民主集中派的成员作了副报告，关于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争论。
梁赞诺夫作工会问题的副报告，他说工会问题是出于党纲关于工会国家化的第5条，他建议把第5条从党纲中剔除。民主集中派反对一长制、委派制和集中制，他们认为根据当前时期的条件，委员制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一切环节的建设原则，因此，在行政部门，管理经济的一切高级机关，工厂企业应该在委员制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在工业企业的工厂管理处的下属机关则实行一长制。就是说，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委员制反对普遍实行的一长制。他们认为，精干的委员制比一长制好得多，一长制会导致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同时，他们“反对过分地扩大军事化的概念，我们反对盲目地仿效军事方面的样板。”“我们不赞成机械地使党和苏维埃军事化”；“不赞成让民事机关服从军事机关”。反对“不加限制地实行完全的、正式的军事化”；“在军事化的幌子下最容易推行官僚主义的一长制”；“所以，我们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实行完全军事化”（18）
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民主集中派的意见、反对一长制的有李可夫、米柳亭、洛莫夫、托姆斯基以及工会的代表。
列宁在会上批驳了“民主集中派”和托姆斯基反对一长制坚持集体管理制的提纲，说他们的提纲理论上是混乱的、错误的。在会上拥护一长制、军事化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
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会问题。以工会工作者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于：工会是独立地领导经济还是国家机关结合在一起去管理经济。布哈林在大会上声称：“工会必须参加（生产）……，不是作为……独立机构来参加，而是作为苏维埃机关的整体结构紧密联系的机构来参加的。”也就是工会与国家的经济机关结合一起来参加管理经济。（19）
施略普尼柯夫要党、苏维埃和工会各自负责的领域里独立地工作。卢托维诺夫明确地说：“按照我们的观点，只有工业工会有责任领导工业部门，只有全俄中央理事会才能领导所有的工业部门，其他的做法都是不行的。”（20）也就是由工会单独管理工业，工会成为国家机构。
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确认，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改变。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精神，那么，首先，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21）决议确认集中制的领导：“每个工会中的党团都是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隶属于党的委员会，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则隶属于俄共中央委员会。”（22）这个决议就是针对全俄工会党团要地方工会党团归全俄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地方党组织领导而作出的。
决议再次重申实行一长制：“工会应当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进行解释工作，说明必须改组工业管理机构，使它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工作效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集体的管理机构，并在直接的生产单位中逐步实行一长制。”（23）
决议还对工会参加国家经济机构的形式作出规定：工会“是管理工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基础”，“工会不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绝不专门而整个地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而是从下到上地参与组织生产工作；同时，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工作”，“工会的基层组织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不干预企业的管理。”（24）工会只是参与管理，直接管理企业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级管理机构，而不是工会。
代表大会根据托洛茨基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25）的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决议申明：“代表大会赞同俄共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实行经济军事化，以及使用部队应付经济需要的提纲。”提纲中有一项指出，必须同“劳动中逃跑现象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坚决而严厉的斗争”，甚或把逃跑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甚至把他们关进集中营”。（26）“劳动军事化”实际上并没有贯彻执行，把逃跑工人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不见记载，更没有把逃跑的工人关进集中营。
决议还申明：“代表在大会认为必须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采用一长制，即在各个工场和车间建立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工厂管理处，逐步实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关中上层环节设立简化的集体领导机构”，（27）“切实执行曾经屡次宣布的原则：一定的人对一定的工作切实负责。在讨论或决定问题的过程中采用集体管理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集体管理制就应当无条件地让位给一长制”（28）这样的一长制，实际上是集体领导的个人负责制。
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虽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实行一长制、集中制和经济军事化、劳动军事化，但是，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工会组织的反对意见并没有消失。因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九大”之后，在许多场合讲话，一再重申一长制、劳动纪律和劳动军事化。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他再次提到一长制，他说：“专政和一长制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矛盾”，在1918年就“已经指出必须实行一长制，指出必须承认由一个人来实现苏维埃思想的观点出发来全权负责工作。所有关于平权的言论都是胡说八道。”列宁最后说：“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一长制和加强专政”，“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更多和尽速地实行一长制，加强劳动纪律……”。（29）
列宁把一长制解释为：“由一个人来全权负责工作，”那就不是“九大”决议那样的“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的一长制，而是个人全权的一长制，是个人独裁制。那就怪不得民主集中派批评“一长制”导致官僚主义、专断、独裁、破坏无产阶级民主。
托洛茨基在大会上说：“为了组织我们的劳动力量，劳动军事化……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强迫劳动、严密组织和军事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紧急措施，工人国家正常地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强迫任何公民在任何地方从事任何工作。”（30）就是说，工人要服从指定的工作劳动，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得逃跑。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服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没有在大会上提出维护集体管理制，反对一长制的工会党团会议的决议。
全俄工会第三次大会通过决议，完全赞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也就是接受了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便可以看到，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托洛茨基的讲话被称为“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之前，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早就已经发生，连续不断的对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工作方法……等等发生争论。对所争论的问题，都在俄共的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但是，并不因为有了最高机关的决议争论就没有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在各种场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1920年11月2-6日召开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党团会议，托洛茨基在3日的会议上讲话，他指出，工会正发生严重的危机。危机是在于工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明确。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平行存在，工会越来越受排挤，不能实际参加经济生活。因而，托洛茨基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使工会全面地参加生产，“经济机关和工会在不远的将来融合起来。”（31）为了保证工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改组工会，选拔有经济才干和组织才能的人来加强工会，（32）实行生产民主、广泛实行选举制。
托洛茨基的讲话立即引起了全俄工会主席托姆斯基、五金工会主席卢托维诺夫和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33）等人的强烈反对。工会书记鲁祖塔克提出《工会在生产中任务》提纲。提纲认为，经济机关管理工业，领导工业；工会参加各个管理机构，就是工会与经济管理机关建立了充分联系，是正确的。对逃跑劳动的现象作斗争应该运用纪律裁判会来与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实际上是和劳动军事化方法一样）。工会最近的任务是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拟订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组织劳动和建立生产鼓动和宣传的组织。（34）11月5日的会议上通过了鲁祖塔克的提纲。
列宁没有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托姆斯基立即跑到政治局向列宁汇报会议情况，而且特别强调托洛茨基要“整刷工会”，争取列宁来反对托洛茨基。
11月8-9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党团会议所发生的争论。托洛茨基提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提纲。列宁提出内容空泛的《工会的任务及实现的方法》提纲与托洛茨基提纲相对立。列宁提纲的要点是：坚决执行“九大”决议；逐步地从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从各工会抽调优秀的组织力量来加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发扬民主和首创精神，扩大和加强工会参加生产管理。（35）
在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与列宁
在工会问题上发生分歧
过去在工会问题以及与工会工作有关的管理体制问题、劳动军事化问题的争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共同一致的，如今，在1920年11月9日的中央全会上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发生分歧。产生分歧是在于列宁改变了过去对工会问题的意见，而托洛茨基则坚持过去的观点，也就是说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所作出的决议的观点。“九大”决议确认，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工会“按军事方式工作”，“劳动军事化”等。如今，开始时发生争论的是改组工会问题。在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对改组工会问题发生剧烈的争论，列宁极力支持托姆斯基反对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在列宁的竭力支持下，认为争论的重心，正是‘整刷 ’问题。这里，在争论中列宁曾作了若干显然夸大了的，因而错误的‘攻击’。”（36）
中央全会表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提纲。列宁的提纲8票赞成，4票反对被采纳。托洛茨基的提纲7票赞成，8票反对被否决。全会以列宁提纲为基础，部分采取托洛茨基的提纲，拟就了决议草案。在9日的会议上表决，10票赞成，4票反对（托洛茨基、安德烈也夫、克列斯廷斯基、李柯夫），1票弃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获得通过。会议休息时。，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谢烈布里亚柯夫、谢尔盖也夫、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十名中央委员单独开会，决定缓冲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决议：（一）建立工会问题委员会。在工会代表会议党团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讨论，以消除中央委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二）在该委员会的工作完结之前，不要把意见分歧诉诸广泛讨论，为此，撤销列宁将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会议上的报告，委托季诺维也夫取代列宁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非争论性的报告。其他中央委员，除非主席团成员，一律不准发言。这个“十人会议”的建议提交当天（9日）的中央全会表决，8票赞成，6票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投反对票），1票弃权，获得通过。
中央全会的决议要点是：消除经济空前的混乱状态，“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军事方式的工作形式”，“健全劳动军事化”；工会“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和加强工会机构本身”；以便使工会日益扩大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最合理地组织国民经济；坚持重点制原则，逐步地过渡到平均制；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已过时，在运输工会内部加强工人民主方法；建立工会问题委员会，拟订工会工作计划、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发展工会参加管理生产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和办法、改变各工会中央机关的工作方法。中央全会选出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为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季诺维也夫为委员会主席。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四人。（37）
托洛茨基“对决议中谈到工人民主制的那部分丝毫没有表示异议，然而我对不分清红皂白地过分推崇平均制则坚决反对，尤其是反对中央在决议中对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完全避而不谈。”为此，托洛茨基提出了向党中央的书面声明，声明指出，基本问题是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问题，并不是重点制问题。“不满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工会越来越脱离生产。这是绝大多数工会工作人员所承认的”。（38）
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后来，列宁指责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39）
列宁对托洛茨基这样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首先，列宁反对“十人会议”所提出的建立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建议（列宁投反对票）。全会多数票通过“十人会议”的提议后，列宁所提出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候选名单没有托洛茨基的名字。不要托洛茨基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是列宁的本意。
如果说托洛茨基后来发展为派别活动；那末，列宁也早就有派别活动了。列宁说，在1920年11月和12月的全俄会议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有名的‘缓冲集团’。”（40）列宁所说的“七人派”就是托洛茨基派了，“八人派”也就是包括列宁在内的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列宁等的列宁派了。列宁自己也就承认了有派别活动。那么，列宁等人的《十人纲领》也是一个集体的纲领，岂不是证明列宁组成一个派了吗？
因意见分歧产生了派别，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列宁自己也成为一派（“我们这一派中央委员是少数。”（41））与托洛茨基派对立，那又怎能指责托洛茨基进行派别活动呢？焉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如果说在这次工会争论中最积极进行派别活动的，是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解释不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的缘由是：“选举出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主席的委员会，完全不是为了意见一致[委员会四人中三人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引者]，列宁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不包托洛茨基在内的委员会名单。虽然，后来根据谢烈布里亚科夫的建议，我被吸收进委员会，但决定只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和安德烈也夫能够代表委员会发言。我声明说，我认为我参加委员会就是多余的。这样做对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公开这场争论以前，我是沉默的。”（42）
关于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发生冲突的问题
9日中央全会决定：在“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完结之前，不要把分歧诉诸广泛讨论。”也就禁止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托洛茨基受到这项“禁令”的约束，没有把自己的提纲公开出来。而反对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工会问题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假借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冲突的调查，而反对托洛茨基的报告。在12月7日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工会问题委员会作了《关于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争执的调查报告》，季诺维也夫提出立即撤销交通总政治部，立即改组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从速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托洛茨基反对把施行军事化的严重措施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领导身上，因而反对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他说：“铁路上的战时状态、交通总政治部、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都是作为适应我国运输业的特殊情况的非常措施而实行的。说这些措施与工人组织的民主制度背道而弛，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无庸争辩的。当然，在中央委员会里谁也没有忽视这一点，同时，到今日为止，谁也没有提出要取消战时状态、军事法庭和政治委员制。对这个政策，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批准这一政策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完全负有责任的。把这一非常制度应负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身上，或者更确切些说，推到拥护生产观点的人身上，这就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乱。”（43）
大多数中央委员
反对立即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关于铁路和水路运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来治理铁路运输交通的事情，就需要从头说起了。
1920年初，铁路交通就陷于瘫痪。国内战争剧烈，急需的军事物质和粮食、煤炭运输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威胁到国家生存问题。3月，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出国。1920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要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兼任（代理）交通人民委员，负责整顿交通运输秩序，特别是铁路运输。会议要列宁去电徵求在前线指挥的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欣然同意兼任（代理）交通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要托洛茨基尽力采取紧急措施提高运输能力。托洛茨基声称，整顿铁路运输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中央政治局表示，对托洛茨基整顿所采取的一切严厉措施毫无保留地坚决支持。铁路管理采取军事方法和非常行政方法（政治委员制及其他）早在托洛茨基为代理交通人民委员之前就已实行了。早在1918年11月30日，就宣布铁路实行战时状态，成立铁路军事法庭，1919年2月建立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1920年1月改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交通运输因战争而受到彻底的破坏。可是铁路运输一天天困难。机车严重损坏，得不到修理。1919年秋冬，全国有70%的机车要修理，而且还可能上升到75%。“在这样大的百分比下，铁路运输有陷于停顿的危险，而运输的瘫痪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毁灭。因此，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我们不能设想我们能把工会内部一切需要说服的人都加以说服。要是我们等到说服了他们才再干，那就是冒运输在中途就中断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方面也就采取了这样一些极端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激起了一定的反对，这种反对所带来的苦痛直到今天为止在某些人心中还没有消失”。“运输业军事化也就是工会军事化。它是由于害怕国家毁灭而实行的”。（44）
1920年8月，对波兰的战争，苏军败退，运输极为紧张。铁路工会对严厉措施有抵触。托洛茨基改组了铁路工会领导机构。1920年9月，托洛茨基把铁路工会和水运工会联合为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简称为运输工会）。把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统一起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克服了运输的混乱状态。同时，大力修理机车和整修铁路，原定一年内完成一万台机车中修任务，结果在半年时间内就完成6，000台。从而使运输瘫痪的局面转而为交通运输顺畅。今天，中央全会却责备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施行严厉措施，而且要改组运输工会。所以，托洛茨基认为：把非常制度严厉措施应负的责任推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身上，“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乱”。
布哈林提出“缓冲”决议草案，认为“必须绝对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实行广泛的选举制，把委派制缩小到最低限度。至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改组工会的方法是不适当的；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进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改组。（45）
列宁反对延迟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赞成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及广泛的选举制，以及延缓运输工会的改组，他投票赞成布哈林的“缓冲”决议草案，表决结果，8：7票通过。
工会问题的争论并非托洛茨基挑起的
12月1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11月全会关于不把中央委员会内部关于工会问题的意见分歧进行公开讨论的决定。并决定于即将召开的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
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硬说是托洛茨基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是托洛茨基要把自己的意见诉诸于全党的，托洛茨基引起工会问题的争论是“罪魁祸首”。其实，在12月24日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禁令”之后，托洛茨基的意见才公开于众。在公开托洛茨基提纲的同时，也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列宁、布哈林以及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伊格纳托夫派，诺根派……等等的提纲和文章。
事情的真相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因中央的禁止，我没有发表自己的提纲，提纲的初稿我是11月初提交中央的……过了几个星期，季诺维也夫同志才代表以他为主席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建议我交出提纲，以便在准备出版的文集中发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说了与下面这些几乎是一字不差的话：“争论全面展开了。我同列宁同志商量过，我们认为必须解除不许中央委员参加争论的禁令，请你把你的提纲给我，好在文集中发表”。
“由此可见，不是我的提纲的发表引起了争论，而是相反，是全面展开的争论（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促使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同列宁同志商量之后）建议我发表我的提纲。我当时就把这一建议告诉了几个中央委员，人们可以完全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并且证实这一事实。当然，同志们可能说，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多大意义。我同意这种看法。它对弄清工会的生产作用帮助不大。可是，对于目前人们在各种讲话、文章和小册子中津津乐道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底细’来说，这个事实却起着不小的作用，因为它把罗列的前前后后的详情细节都彻底推翻了。
“说我的提纲引起了争论，这是谎话。相反，已展开的争论促使中央（这一次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倡议）解除了对我的提纲的禁止。”
“我对禁止我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提纲曾提出抗议，并且指出（前面已经谈到），这样做可能被解释为我的提纲似乎是对工人民主原则的，当时我主要指的是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那些持极端立场的代表，而根本不是指某些中央委员，因为我们完全一致地作出了有关工人民主的一切决议。然而，一些中央委员从一开始就把争论说成是（尤其是在彼得格勒）民主方法和……棍棒的斗争。工人同志们，请你们来选择吧！这样，问题就被弄得过分简单化了，尤其是对那些连我的提纲都根本没有看过的广大党员更是如此。”（46）
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
12月24日，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召开工会积极分子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联席会议。会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托姆斯基作副报告。开始了在非党会议上公开工会问题的争论。
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托洛茨基纲领的要点是：苏联共产党纲领规定工会要成为国家机关，成为劳动生产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可是，现在工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所以，应该明确工会国家化这个方向，分阶段来完成工会国家化。在不久的将来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起来。现在就应实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工会中央理事会总数的1/3——1/2兼任两机关的职务，两机关各级机构也如此；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如今，直接管理生产的是经济机关，工会只是参加各级经济机关。现在工会发生危机就是工会的任务不明确而产生思想混乱，工会同经济机关发生冲突，工会与经济机关的权限发生争执、摩擦和冲突；经济机关力图限制工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活动越来越少，越来越有名无实。克服工会的危机，首先必须明确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掌管生产，是生产者的生产组织。消除同工会现阶段任务不相适应的过去遗留下来而在工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就要改组工会；就是根据组织生产的任务对工会进行改组、改建和改造，使工会成为生产工会；就是以工会掌管生产来挑选人员，调大量的有经济才干和组织才干的人来加强工会。战争时期工人民主受到限制。当前应该过渡到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广泛采用选举制。但是，工人民主只有为生产民主才有发展。会议、选举、讨论、批评宣传在不破坏生产进程范围内是必要的、允许的。运用民主的程度和方式必须由客观情况而定。生产民主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在经济困难时期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按军事方法工作”并不是不用说服方法。“军事方法工作”就是要求高度自我牺牲精神、责任观念的英雄主义，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军事方法工作”并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工会应关心工人生活，尽可能改善工人住、衣、食的状况。（47）
从托洛茨基的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工会问题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会要走向党纲所制定的“工会成为国家机关，成为劳动者的生产联合组织”这个最终目标。如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活动越来越少，工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因而，托洛茨基在各个会议上各次发言，都是强调工会是生产工会，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生产。托洛茨基提出改组工会也是从“工会的任务就是生产”这个立场出发的，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民主”也是如此。
12月30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作了两个报告，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作了四个副报告。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48）会上就工会问题展开了争论。列宁、季诺维也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为一方，托洛茨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为另一方。
施略普尼柯夫是代表工人反对派提出《国民经济的组织和工会的任务》提纲，提出“组织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工会的全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经济部门的管理机关”。基层组织是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生产。（49）也就是立即实行工会成为国家机关。
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及1921年1月21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的《党的危机》，1921年1月26日印发的小册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托洛茨基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说成一无是处，“全部内容都是错误的”。（50）“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思想混乱”，“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51）……等等。列宁不是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辩论，使用了骂人的话。说甚么托洛茨基是“政客的空谈”；（52）骂布哈林“滚向工团主义去”。（53）而且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说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用折中主义偷换辩证法”（54）教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应该向鲁祖塔克学习。（55）
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强词夺理
为了分清是非，很有必要对列宁的几篇争论的文章、报告及讲话进行仔细的分析。
列宁多次说，对工会问题的争论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制造了分歧。
实际上有重大的原则分歧。原则的分歧就在于工会国家化、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问题上。
党纲确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里。”（56）那就是工会的性质是生产工会，工会的任务是管理生产。最初工会直接管理生产，后来管理生产权力转移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级经济机关。工会只是派代表参加各级经济机关间接管理生产。因而托洛茨基指出，工会成为国家机关的这个党纲所确定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托洛茨基说：“正如我们党纲中所要求的那样，把生产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在工会手里，意味着有计划地把工会变成为工人国家机关，并逐步地把工会机关同经济机关结合起来。”（57）托洛茨基并非要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工会国家化“发展速度可能受到最近时期我们整个发展所处的基本条件的制约而有所不同。但必须使工会全体工作人员都明确工会的发展方向，并沿此发展方向确定每一个前进步骤，哪怕这一步骤是微不足道的”，工会“国家化是一个分阶段完成创造性过程。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总水平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特点，认真细致地确定这些阶段，但必须明确地遵循这个方向，以便在局势坚决要求前进时不致于后退”。（58）
为列宁高度赞扬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表面上没有提出工会国家化，只是对工会管理生产的过程作一般的叙述。提纲说，十月革命后，工会几乎成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唯一机关。后来，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衡地和共同地进行管理企业。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工业管理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都转移到国家经济机关。工会只是参加各级管理机关。鲁祖塔克这番叙述工会管理生产演变的过程，完全符合托洛茨基指出的工会不是向国家化逐步的发展，而是向后倒退，离党纲所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远了。鲁祖塔克不是从工会国家化来提问题，而是从“国家经济机关逐渐增加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机器，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是作为整个组织来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在苏维埃和国家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了最严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59）工会整个组织来参加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也就是工会和国家经济机关立即融合起来，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这就比托洛茨基的“必须现在就使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在不久的将来工会和经济机关融合起来”更为急进。列宁是反对立即工会国家化的，即使是实行初步的工会国家化也是反对的。可是，列宁却投票赞成鲁祖塔克的立即工会国家化的提纲，而且称鲁祖塔克的提纲比托洛茨基的和布哈林的提纲“强百倍”的好提纲，还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向鲁祖塔克学习呢！这种怪事，只能够用托洛茨基的话“意气用事”（60）来说明了。
列宁说托洛茨基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结合方案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是“政客的空谈”。列宁举出最高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统计资料，说明工人参加各级经济机关已占经济机关总人数的61.6%，工人参加了管理接近2/3了，工会与经济机关已经“结合”了。（61）其实，列宁所提出的工人参加管理机关的数字，并非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工会与各级经济机关相互兼任两机关职务的一个初步计划。工人参加经济机关与工会和经济机关相互兼任两机关职务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
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工会国家化初步计划之外，还有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计划（见前面注49）。还有民主集中派提出的与托洛茨基相类似的但比托洛茨基更进一步的计划：由工会提名组成各级国家经济机关，各级工会组织与各级经济机关人员相互兼职，工会与经济机关共同管理经济，组织生产。（62）
所有提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工会国家化计划的各派，都是以党纲所规定的工会国家化为依据的。列宁坚决反对任何工会国家化计划（只是投票赞成鲁祖塔克的提纲是例外）。他对工会的性质、工会的任务和作用以及对党纲的工会国家化作出与众不同（也与他自己过去）不同的解释。
他说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但是，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学习管理、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工会是党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63）
列宁首先指责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各派）引用党纲第5条是“断章取义”，没有从全文来理解党纲对工会的规定。现在我们把党纲“经济方面”的第5条全文照录如下：
“5.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提供可能。”（64）
列宁对党纲“经济方面”的第5条解释说，工会首先“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而现在工会还没有做到摆脱行会的狭隘性。照列宁的意见是说，工会没有做到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工会也就不能成为“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工会应当做到把……集中在自己手中”，党纲只说“应当做到”，没有说现在去做，甚么时候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教育。教育每个人都会管理。现在600万工会会员，能选拔有多少人能够担当管理工作的呢？不能，我们还要做许多年的教育工作才能够做到这点。党纲说“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这里并没有说工业部门，而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纲中说的是工业部门。工会还没有能力管理，也就不能够做到把“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了。（65）
托洛茨基的提纲《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引用党纲“经济方面”第5条的全文，并没有断章取义，托洛茨基的提纲是说工业部门。党纲就是说“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依靠工会，工会逐渐成为“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也只是指工业企业，并没有包括农业，而那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只是管理工业部门，并没有管理农业生产。
党纲确定工会国家化的目标是不能否认的，至于目前工会还未具备条件把整个国民经济管理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应该向工会国家化这个方向推进，而不应该把工会国家化往后倒退，与国家化这个目标越来越远。托洛茨基也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提出：
“生产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包括领导生产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经济机关和工会组织的平衡存在只能容许作为暂时现象，而不能容许作为工人国家的原则。共产党、生产工会和工人国家机关的思想和精力应当用来使经济机关和工会在不远的将来融合起来，以便使工会毫无例外地吸收该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使行政经济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极重要机关，而后成为宣传教育、供应和执行纪律之类性质的机关”。“工会方面的任务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必须使工会掌握生产，另一方面应当使工会有能力掌握生产，而不仅是协助生产”。（66）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确定工会的性质是生产工会，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教育、生产宣传、供应和执行纪律是工会次要的任务，这是符合于党纲精神的。而列宁把工会只看成为教育机关，学习管理生产的共产主义学校；那末，工会的主要任务只是教育工人，训练工人了。
列宁“工会国家化”思想的演变
过去列宁是把工会看作为国家的组织，工会的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列宁说：“今天，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67）
列宁认为工会的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统治阶级主要的国家基层机构”。（68）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及到工会的性质、工会的任务和工会国家化：“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的最广泛的组织，正是在现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应该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即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中称之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它还前进一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作为生产组织者的工会已经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然要国家化，工会必然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事业必然要完全转到工会手里。但是这一切还不够”。工人还保存着许多旧的思想、旧习惯。“我们不能一下子立刻把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现在已有大批无产者做管理国家的工作，每个经济部门都有工会的代表，“必须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必须再走很多步，然后才能说：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完全和整个国家机构合并起来了。这要到工人把一个阶级对付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当前的工作是要使愈来愈多的劳动者参加经济管理工作，只有把工会变成一个教育机关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工会更高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教群众做管理工作，不是用书本、用演讲、用开会而是用经验来教”，也就是说，“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来教。（69）
党纲所说的工会国家化是工会成为掌管经济的国家机关，托洛茨基以及所有提出的工会国家化的各派，也只是根据党纲而说的，并没有人提出过要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这样的工会国家化。列宁提出的“工会与国家政权合并”是超越党纲所定的工会国家化。这是在新党纲未通过之前的列宁思想。列宁所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关于工会国家化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工会运动上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成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更加接近，更加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工会更应当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落后的工人中去”。（70）这个《党纲草案》已没有提工会与国家政权机关合并的工会国家化。由此可见，列宁对工会国家化问题的思想变化。
在1920年11月工会问题争论前夕，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一节是写工会问题。列宁一再强调工会的教育作用。“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逐渐转到整个工人阶级（而非个别行业）手中，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71）工会只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转到工人阶级，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的组织，并非全国经济管理职能转到工会手中，那就不是工会国家化了。是与党纲所规定的“工会”应当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会国家化完全不同了。那末，工会只能是“蓄水池”、教育、训练管理人材的“共产主义学校”、输送管理人材的“传送装置”。工会就永远不能成为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也就难怪列宁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会必然存在的，“不过工会的存在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子孙去谈论吧”。（72）
工会成为掌管经济的国家机关，当然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党纲已确定工会国家化的目标，工会不可能一下成为掌管经济的国家机关，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必须是分阶段的逐步达到国家化这个目标。因而，就不能说，今天不该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问题只是现阶段工会国家化应该进行那一步骤。除了工人反对派提出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之外，其他各派只提各种不同程度的国家化计划。而托洛茨基只是工会与经济机关“融合”的初步计划——工会与经济机关相互兼职，人员为1/3——1/2。
列宁对《党纲》“工会国家化”的解释
在历届工会代表大会及俄共（布）代表大会都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
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日益发展的工会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权机关，应当同实现经济生活的新原则的其他组织并列地进行工作”（73）对工会当前的任务规定为“目前工会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到组织经济方面。工会是按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组织，它应当担负起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被破坏了的生产力的主要工作”。（74）
1919年2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工会在与苏维埃政权共同加强和组织国民经济的实际过程中，已经从监督生产转到组织生产，积极地参与各企业的管理工作和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工会在直接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从自己的组织中分出一部分而组成国家机关时，应当利用这一工作通过吸收自己的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办法来教育培养他们不仅去管理生产，而且去管理整个国家机构”。（75）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有工会国家化的规定。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76）决议有说，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但主要的是“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而不是“共产主义学校”。
党和工会都作出工会国家化的决议，而且工会已经参加管理生产，开始走向工会国家化了，又怎能说工会国家化问题让子孙后代去谈论呢？
列宁解释党纲说道：第一、工会首先“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才能“变成包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所以，首先就必须对群众进行教育，工会就是“共产主义学校”，第二、党纲说“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的确，当时直接管理工业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级机关而不是工会，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工会参加管理、工会就成为管理者之一，工会也就有管理工业的职权，工会也就有工业管理机关的成分。第三、党纲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部人口中和国民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具备了工会“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条件。今天还不具备有这个经济条件，党纲只是说：“工会应当做到”，并不是说今天“工会已经做到了”。（77）
的确，按照党纲这一段文字来说，工会还不具备有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客观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作出结论说，今天不能作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党纲第5条开首的一段：工会“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是指社会化工业分为两个以上的阶段实现工会成为“生产联合组织”。第一个阶段是工会成为“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联合组织”；然后再逐渐地成为包括全部工业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即，首先在工业实现工会国家化；然后，再实现工会把“全部国民经济（工业和农业）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个最终目标。
列宁说，党纲只是说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没有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列宁批评所有把“组织生产”的任务写进自己提纲的人（主要是指托洛茨基）是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列宁把工会有“组织生产”任务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是把话说过了头了。我们知道，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有：工会“应当担负起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主要工作”。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说，工会“已经从监督生产转到组织生产”。事实上，工会已经担负起“组织生产”的任务了。难道工会已成了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者了吗？列宁极力称赞鲁祖塔克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是一个好提纲，就有“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的条文。岂不是列宁投票赞成有“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的提纲了吗？
列宁自己也曾称工会是“生产组织者”（78）把工会称为“生产组织者”也就是“工会组织生产”。难道列宁也成为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者了吗？
不，不能这样说，列宁这种乱扣帽子的论战方法是很不好的。
列宁不顾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列宁过去自己说过的话，强调工会的任务是教育，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共产主义的学校而不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不符合于列宁这个工会任务的，通通斥之为“理论上的错误”、“思想混乱”。
苏俄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来的，工人还保留有各种各样的旧思想、旧习惯，行会的狭隘性和散漫性。文化水平低，甚至还有文盲。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对工人群众就有教育的责任，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人树立集体主义的精神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和散漫性，摒弃旧思想和旧习惯，学习生产新技术，学习管理生产。正如列宁所说的：“教育群众做管理工作，不是用书本、用演讲、用开会而是用经验来教”，“不是从书本、大会、演说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了教育”。那就是工人通过管理生产来学习管理，通过实践受教育。
那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其次是教育的任务。
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工会有教育的任务，托洛茨基的提纲就写有工会的教育任务，只是教育任务不是主要的。
列宁批评布哈林“折中主义”是不对的
布哈林在12月30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党员和工会党员联席会议上辩论时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部门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
布哈林把这点写进了他的提纲里：一方面，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79）
列宁批评布哈林“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是“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布哈林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80）
列宁批评布哈林是“折中主义”是错误的。一个事物的性质有多方面的表现，全面地说明事物的性质也就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否则，就会犯片面性看问题的错误。布哈林提纲所说的“工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学校；另一方面是愈来愈成为经济机关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是“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而是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如此的。决议说，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81）工会“是管理工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基础”。（82）“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83）难道列宁投票赞成的“九大”决议也成为“折中主义”了吗？
列宁自己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也说过类似布哈林所说的“一方面是机关，一方面是学校的话。”比如，列宁说，目前工会的任务是：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教育落后的劳动阶层……；“吸收全体工会会员参加国家管理工作”。（84）工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要把工会变成教育机关”。（85）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有说：“我们在工会运动上决不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个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成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另一方面，工会更应当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86）
列宁总不会承认自己“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吧！
“生产民主”
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提出的“生产民主”，认为“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是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列宁解释道：“生产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需要的”。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是在现阶段，需要民主的时期来说，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政治，也不存在民主或不民主的时候，生产“民主”也随之而不存在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在今天提出“生产民主”就并不是在理论上荒谬的事情。问题在于在生产管理上应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
列宁极力推行一长制的管理制度。工会、经济机关的俄共（布）党团，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一直反对一长制，主张集体管理制的民主制度。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争取到一长制的胜利，而写进党的决议里。但是民主管理的呼声并没有停息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生产民主”只不过是要求民主管理的一种反映。
托洛茨基在1921年1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生产民主》，说明提出“生产民主”的必要性。他说，战争时期，大大减少了采用形式民主的方法。但是并不是中断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到了一个新时期——经济建设时期，解决经济任务。“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员。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工会”。托洛茨基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对“生产民主”作具体的说明。“当前，过渡到采取独立活动和选举制度等方法，已是大势所趋……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工人民主应该自觉地置于生产准则之下。非常明显，会议、建议、讨论、批评、宣传、选举在它们不破坏生产过程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允许的，运用民主方法的程度和方式必须由客观情况来决定”。（87）
托洛茨基认为“必须用生产民主的方法”消除经济方面的委派制和委员制的非常措施。生产民主（劳动者的主动性，尽可能广泛地采用选举制等等）的原则同劳动军事化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88）
托洛茨基对“按军事工作方法”作出解释：“按‘军事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不是只用或者说主要用恐吓的方法，而不用说服的方法工作。共产党人的军事工作要求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培养对待职责观念的英雄主义态度：即使牺牲，也要完成。因此，需要勤奋、准确、负责。只有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具有我们的前线工作那样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按军事方法工作同表面上的纪律和形式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它不是对工人民主的否定；相反，是工人民主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89）
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生产民主”，实际上并不是反对他们的“标新立异”，而是“生产民主”会破坏一长制——个人独裁制。列宁说：“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鞋子还没有穿破。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甚么时候需要民主，甚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甚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甚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90）
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说，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反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反对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的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按选举产生”。（91）而众多的历史学家也异口同声地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民主，似乎托洛茨基没有提出工人民主；似乎那时，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是要扩大民主，以选举制代替委派制，以集体管理制代替一长制，取消军事化和劳动军事化。事实上并非如此。
无疑，托洛茨基虽然主张从战争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过渡到广泛地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广泛地采用选举制，但仍保留着劳动军事化、一长制和缩小使用的委派制。因而托洛茨基的“广泛运用工人民主方法”和“生产民主”是有限制的民主。列宁同样要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要保留劳动军事化（92），列宁始终坚持要实行一长制、委派制（93）和军事化（94）。也是有限的民主。
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录所说的：“经过三年内战的工人群众却愈来愈不愿意服从军事管制的方式。列宁出于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意识到了危急关头。我根据在战时共产主义基础上所作的纯经济角度的考虑，试图让工会作出空前巨大的努力；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列宁，则采取措施减轻了军事压力”。（95）这是对列宁过誉了。
列宁说：“我们大家都把纪律审判会忘记了，而离开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来谈生产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96）“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9